、复、海、盖、岫岩、凤凰五六城耳。前此之战，皆由统帅不得其人，致为所乘，以至溃散。今调而未用之兵尚数十万，兵力未尽绌也；民心之固结犹是也。在彼肆其欺陵至于此极，凡在臣民，益深义愤。我直彼曲，势尤可乘。且既有此二万万之款，何难购械练兵、慎择将帅，以图大举；奚可以普、法之已事而事事屈从之乎！窃恐屈从之后财殚力竭，即欲求自强之计，而费既不足、势又不行，将一屈而不可复伸矣！
今李鸿章虽取其条约而归，而朝廷尚未批准；其事犹可熟筹改计。从前俄人条约，亦曾更议；揆之外国公法，亦在可行。臣愚以为宜饬廷臣集议，逐条讨论；权其利害，可许者许之，不可许者再与力争。毋堕其恫喝之计而贻害于无穷，庶足以顺人情而尊国体矣。
臣等职居言路，不敢安愚缄默。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京畿道监察御史刘心源请勿遽允和议折（三月二十九日）
京畿道监察御史臣刘心源跪奏：为汉奸把持和议，条款要挟太过；敬请酌察，勿遽俞允，以维危局而毖后患。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自中、东议和以来，外间博闻李鸿章被刺，伤重昏愦；此次和议条款，皆系李经方及出使随贝马达忠、罗丰禄等所定。臣风闻条款中最难堪者，如奉天以南州县皆归倭奴，又索台湾全地；并兵费二十千万及未缴足兵费、倭奴驻兵威海岁偿五十万两；兼腹地通商、土货改为洋货及东省败军获咎之员皆予释放等款。数日臣民愤懑，转相骇告，咸谓使臣已经画押。臣以为若果有此，殊出情理之外，而中国不复振矣！查各国条约有云：「若致国势衰弱或力不能行，即不能守」等语；是全权大臣已允者，犹须斟酌行之也。臣惟中国所以议和者，以东省失利。东省所以失利者，以汉奸掣肘；兼之事权不一、军律不严，未战先遁，实非战之罪也。如果权一律严，则收复易如反掌矣。国家不得已遣使议和，屈中国以俯就外夷，亦谓有益事局，旋作自强之计耳。若条款难堪如此，是力不能行而徒自蹙也！谨将不可允者五条，敬为我皇上陈之。
奉天者，祖宗陵寝之基，而京师喉衿也。自倭奴入寇，我军失利陷没者，盖平等州县耳。以二十千万之费之多尚不能赎吾所失之数州县，而反索及他重款；是我不与之和，尤有收复之一日，且不必糜费至二十千万之多。今一议和，而地乃不可复，二十千万为虚掷，而尚有他重款之累；国家亦图何益而乐从之！且奉天以南归倭，彼得扼吮拊背之势，必驻重兵以相逼。不惟奉天以北及吉林隔绝，日久必非我有；而京师密迩寇境，何能安枕！势必议迁都以避，则大局不堪问矣。此必不可允者一。
台湾者，南洋之扃，而闽、广屏藩也。自国初归顺，践土食毛数百年无他患。近又开垦招抚，遂成文物之区。其险隘足以自守，其钱粮足以自给。本未与倭奴兵交势屈、失尺寸之地也，今无故弃与倭奴，使衣冠之族、忠义之民沦于非类，在朝廷于义有所不可，在该地亦必有所不甘；则战端又开，重烦圣虑矣。臣策倭奴之黠，决不肯糜费劳师以与之争，必反而责问朝廷；恐非一尺诏书所能谕之使从也。若为迁民之计，则无论不肯受迁，即腹地以何处之！此必不可允者二。
自来外夷驻兵中华，即自备军饷，拒之惟恐不力。今倭奴驻兵威海，据中国东北之脊，以控津海、制山东、逼京师、窥中原，我乃岁偿五十万两以养之；是虎狼入室，餧之使饱，欲不搏噬，其何可得！而彼且曰偿足二十千万，即撤之。夫即撤之，而我先以五十万两为彼养兵，已为无名；矧其不撤，彼时中国尚能过而问之乎？此必不可允者三。
凡外洋货物入中国者，向有一定口岸；腹地所以不容通商者，为其税入中国者益少而害多也。今倭奴通商腹地，改土货为洋货。土货者，中国所出，中国税之；若改为洋货，则中国为无货、无税矣。夫以洋货入腹地、税归中国，中国尚恐益少害多；而乃中国之货、之税尽归倭奴，是蹶我于万不能起，虽至愚亦知其谬！此必不可允者四。
赏罚者，人主之大权。以中国之律治中国臣民，外国本不与谋。此番东省败军获咎之员，如叶志超等本为咎有应得，圣恩宽大，未即斩徇，已为大幸；此亦何与倭奴事，乃其条款竟欲释放！在倭奴固为轻中国而攘大权，臣窃以为此正汉奸之迹之暴露者也。此等条款，若果倭人所定，则叶志超等之私通外国为有据；不然，彼亦何德于倭奴而必为之请命乎？若系李鸿章或李经方、马建忠、罗丰禄等属倭奴窜入者，则前日之败，有所指授；彼等声息相通，正得藉手倭奴以援其党。阳以张敌焰、阴以快私谋而挠国柄，罪固不胜诛也。此必不可允者五。
要而言之，倭奴虽横，不过扰海疆耳，于各省无恙也。中国虽挫，不过失数县耳，于大局无亏也。今和议条款如此难堪，若概允之，是我之命制于倭奴之手，即欲善后而不能。又况西洋各国欲啜汁者众矣，势必挟「利益均沾」之说，乘我之敝。假如俄索吉林、伊犁，英索西藏、四川，法索滇、粤，以至德、美诸国请开金矿、修铁路、主税务、厘盐政、驻兵内地托名弹压，若不允之，将援例于倭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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