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研究者特别有兴趣的一点，是在这种饥饿实验中，这些人的冲动几乎完全消失了。他们睡眠的时候绝少做有关事的梦，日常无聊的时候也不再开有关男女问题的玩笑了。
据佛朗克林博士的报告，要重新除去这种六个月间饥饿实验所造成的心理上生理上的习，同样的也需要有六个月的时间。在实验完毕，让这些义勇的“试验品”恢复到正常生活，摄取充分营养的时候。据报告上说，在最初的三个月间，他们的习惯动作，警戒行为，贪慾眼光，乃至恶劣的礼貌，都是很难除掉的，明明桌子上面包很多，可是一上食桌，他们就要警戒着旁人，偷偷的霸占几片，盘子里明明还有肉汤，可是吃完了，他们一定要舐干净刀叉上的残汁，换言之，这仅仅是六个月间的后天的影响，已经对于他们的生活形式和人生态度起了这样巨大而执拗的作用了。
这个科学实验的报告使我联想起了另外一件类似的事情。记得太平洋战争之后一年，我在重庆遇到从香港赤柱日寇集中营逃出来的名记者爱泼斯坦，他告诉我许多集中营里的笑话，特别使人不敢相信的是日寇为了作弄这些受难的“平民俘虏”，在强迫他们劳役之后常常在广场中丢掷一两罐罐头食物，让大家去争夺而引为笑乐，爱泼斯坦告诉我说：“这简直是不……
[续论肚子问题上一小节]能想象的丑态，连那些道貌岸然的欧美绅士、教授、官吏，也常常因为争夺一罐剩余的罐头，而在异族压迫者日寇的哄笑前面，争吵到口出恶言，挥拳相向。”我也几乎不敢相信单单为了肚子，人可能有这样的变化。但这是事实，而事实是不能凭想象来修改或否定的。
再从肚子问题会影响到心理的事情，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中的一句古话：“饱暖思婬慾，饥寒起盗心。”上面的实验证明了“饥寒则不思婬慾”，所以假如照“其反定律亦真”的说法，那么前一句话似乎相当的可靠了，而后面的一句，“盗心”当然是维护既成秩序的人们的口吻，客观一点说，“盗心”的意义应该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决心违抗既成秩序”，那么平时奉公守法，苟安懦怯的老百姓一朝到了肚子饿到使他们不能不“动脑筋”的时候，他们要揭竿而起，抢米，吃大户，乃至成为大规模的农民暴动，也就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了。
佛朗克林的实验只有六个月的时间，爱泼斯坦所讲的故事也只是那批绅士淑女们被俘之后三个月间的事情，半年和三个月饥饿已经可以使“有教养的”绅士社会变成“饿鬼地狱”，已经可以在人的思想、感情、行为、乃至所谓“人”上发生这样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发生了之后又不是一朝解除了饥饿的痛苦就可以消除，那么让我们想想：将肚子的问题和脑子的问题分开，将“人”认为超阶级的东西，将“格”的形成简单地归结到“遗传学”“优生学”的范畴，乃至另一个极端——认为人的思想、感情、格、生活态度、礼仪作法等等只要社会基础一朝改变，就可以像试验管里的化学变化一样的来一个彻底而迅速的改变……不是很明白的都是不合理的非科学的想法么？
肚子要命令脑子，饥饿可以使不思想的人思想，不行动的人行动，这一方面说来也只是一种生理的规律。古来历史上记载的“饥民”与“暴民”之间的距离往往只相差一纸，而道德、宗教、礼法、“法纪”等等，对于“差不多成为饿莩”的人民，也很少能起束缚和镇压的作用。在这一点，胡佛、马歇尔等，终于比蒋介石聪明得多了，胡佛两年前到欧洲去除出布置反苏反共的间谍网之外，他热心调查的是战后各人民日常营养的平均加罗里量，而马歇尔在“援欧计划”的演讲里面，也再三强调要防止赤化势力扩张，必先把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民喂饱。从资本主义制保卫者的战略观点来看，他们的看法是不错的，只是对于这些反动分子最不幸的，就是他们尽管看到了“肚子命令脑子”的这一个客观现实，可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垂死的充满了矛盾的制，已经再没有力量和妥善的方法可以把千千万万人民的肚子喂饱而已。
最后必须说明，我说这些话的本意决不是什么“肚子至上”或“肚子第一”主义，我要说明的是人是有机而极其复杂的东西，肚子脑子和其他器官都有密切的关联，而决不能单独存在。肚子要命令脑子，脑子也何尝不可以影响肚子？
头脑武装了的有正确认识和信念的军队可以抗御饥寒，在绝望的情势之下支持到最后胜利，而头脑没有武装的军队一听到自来供应停止就要放下武器——这是例证之一；最近医事科学上所发见的，从精神领域的刺激而来的情绪激动可以直接影响到肠的蠕动和胃液的分泌——是例证之二。要机器开动也先要有煤、、或电的供应，何况人又不是没有生命的机器。我说这些，只想对那些永远想将活的人当作死的机器看的人们泼一杯冷而已。
选自《夏衍杂文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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