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迪·麦克德莫特饶有兴趣地读完了报纸上关于他昔日同窗好友已经神奇般被捕的报道。在图莱恩法学院，他和帕特里克共同度过了三个春秋。他俩一起钻研课题，一起参加社交活动，并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后，给同一个法官当职员。记不清有多少次，他俩去圣查尔斯街一家颇受他们青睐的酒吧，商讨未来法律生涯的蓝图。他们要携手创办一个法律事务所——规模不大但很有战斗力，敢于在法庭上为捍卫神圣的法律尊严作不懈的斗争。他们要挣很多很多的钱，同时也要每月拿出十小时的工作时间，为那些无钱打官司者免费服务。总之，一切都设想得那么美好。
生活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不久，桑迪当了联邦检察官助理。这主要因为他那时刚结婚，需要一份丰厚的报酬。而帕特里克也在新奥尔良商业区一家很大的法律事务所找到了工作。由于他每周要工作80个小时，尚无暇顾及婚姻。
他们创办一流的小型法律事务所的梦想一直维持到30岁左右。两人尽可能地安排时间在一起吃顿午饭，或者喝点酒。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相聚越来越少，电话来往也不那么频繁了。到了帕特里克到比洛克西去寻求稳定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已经一年难得通一次电话了。
桑迪的律师生涯中的重大转折是随着他一个親戚的朋友在海湾钻井采油中致残而到来的。他借了1万美元，着手进行诉讼，结果获得了300万美元的赔偿金，而桑迪也获得近100万美元的诉讼费。他开始自己营业了。在没有帕特里克参与的情况下，他办起了一个挺不错的小型律师事务所，所内有三个律师，专门从事近海作业中伤残和死亡方面的诉讼工作。
帕特里克的死讯传来时，他情不自禁地翻看了日历，算来他有九个月没有和这位老朋友联系了。当然，他心里感到很内疚。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很讲实际的人。大学里的同窗好友总是要各奔东西的嘛。
他陪同特鲁迪办理丧事，帮助把帕特里克的骨灰盒放入坟墓。
六周后，那笔巨款不翼而飞。接着，谣言开始流传。对此桑迪以一笑置之。他希望自己的老同学走运。过去的四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默念，希望帕特里克别被逮住，而且他每次想到这时总是面带微笑。
桑迪的律师事务所在波伊德拉斯街的一幢19世纪的漂亮楼房内。那地方离苏必多姆不算远，靠近马格津路口。当年桑迪获得那笔巨额诉讼费后，买下了这幢楼房。他将二楼和三楼出租，底楼留作法律事务所。目前该所有三个合伙人、三个律师助理和六个秘书。
桑迪正在办公室紧张地工作，秘书进来了。她满脸愠色说：“有位女士吵着要见你。”
“她有没有预约？”桑迪说着，瞥了一眼工作台历。办公桌边缘摆着三个这样的台历。
“没有。她说事情紧急，非当面陈述不可。这事是关于帕特里克·拉尼根的。”
桑迪惊讶地抬起头。“她说自己是个律师。”该秘书继续说。
“她从哪里来？”
“巴西。”
“巴西？”
“是的。”
“你看她像不像巴西人，嗯？”
“有点像。”
“让她进来。”
桑迪親自到门口迎接她，热情地向她打招呼。伊娃作了自我介绍。她只说自己叫利厄，没有提及姓氏。
“我没听清你的姓。”桑迪满脸笑容地说。
“我只用名，”她回答说，“没用过姓。”
这大概是巴西人的习惯，桑迪想，如同足球明星贝利一样，只有名，没有姓。
他请她在墙角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又叫人去倒咖啡。她谢绝了咖啡，慢慢坐了下来。桑迪朝她的大腿瞥了一眼。她衣着很随便，一点也不讲究式样。当桑迪在咖啡桌另一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时，他注意到了她的眼睛——淡褐色，美丽而略显疲惫。她的头发又长又黑，披在双肩上。
帕特里克的眼力总是不错的。虽说特鲁迪和他并不般配，但眼前的这个女人无疑秀外慧中，很有魅力。
“我是为了帕特里克上这儿来的。”她迟疑地说。
“他叫你来这儿的？”桑迪问。
“是的。”
她说话速度不快，音色柔和，几乎听不到什么特别的口音。
“你曾在美国上学？”
“是的，我在乔治敦大学拿了一个法律学位。”
怪不得她能说一口近乎纯正的美国英语。
“你在哪里工作？”
“里约热内卢的一家法律事务所，我的专长是国际贸易。”
她未露出微笑，这使桑迪感到不解。一个远道来的客人，不但外表漂亮，而且聪明，他希望她在这间温暖的办公室里能放松些，毕竟，这是在新奥尔良。
“你是在里约热内卢和帕特里克相识的吗？”
“是的。”
“那么后来，你见过他吗，在他被——”
“没有。他被捕后，我没和他见过面。”她差点补充说她目前对他的情况非常忧虑，但这会使她看上去不够职业化。她在这里不应该泄露过多的情况，也不应该泄露她和帕特里克的关系。固然桑迪·麦克德莫特值得信赖，但还是把情况一点一点透露给他为好。
两个人都把头扭开了，室内一阵沉寂。桑迪本能地意识到，这个故事还有许多未知的篇章。不过，唉，他该从何问起！他怎样窃取那笔巨款？怎样到了巴西？怎样和她结识？
而最重要的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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