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上迎乾象,下协坤祥。”乃迁都平阳。
又石勒下令曰:“武都,吾之丰、沛,万岁之後,魂魄归之。”初,张宾谓勒曰:“今天下鼎沸,战争方始,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国而都之。然後命将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王业成矣。”遂据襄国。
又符坚自临晋登龙门,顾问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娄敬有言,‘关中四塞之国’,真不虚矣。”权翼对曰:“臣闻夏殷之都,非不险也;周秦之众,非不多也;终於身殒南巢,首悬白旗,躯残於犬戎,国分於项籍,何也?德不修故也。吴起有云:‘在德不在险。’愿陛下守之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
《江表传》:孙皓欲徙都武昌,杨土百姓沿流供给殊以为患,陆凯上疏曰:“臣闻有道之君,以乐乐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其乐弥长;乐身者,不久而亡。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乐矣。又武昌土地危险硗确,非王者建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沉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就武昌居。’臣闻翼星为祥,荧惑作妖,童谣之言,发自天心也。”
《後魏书》文旁泰和十八年,人迁都邺,登铜雀台,魏御史大夫崔吉等曰:“邺城平原千里,运漕四通,有西门、吴起旧迹,可以饶富。在德不在险,请都之。”孝文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於前,慕容灭於後,国富主奢,暴成速败。且西有枉人山,东有列人县,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饮盗泉,恶其名也。”遂止,乃都洛阳。
《三国典略》:梁元帝在江陵即位,欲还都建康,领军将军胡僧、太府卿黄罗汉,吏部尚书宗懔、御史中丞刘谏等曰:“建业王气已尽,与虏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也。且渚宫洲数满百,当出天子,陛下龙飞,是其应乎。”梁主令朝臣议之,黄门侍郎周弘正、尚书左仆射王褒曰:“帝王所都,本无定处,其如黔首万姓,未见舆驾入建业,谓是列国诸王。宜顺百姓之心,从四海之望。”时江陵人士咸云弘正等皆是东人志愿,东下恐非良计。弘正面折之曰:“若东人劝东,谓为非计,君等西人欲西,岂成良策?”梁王笑之。又于后堂大会文武五百人,问之曰:“吾欲还业,诸卿以为何如?”众皆愕然,莫敢先对。梁主曰:“劝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过半。武昌太守朱买臣入劝梁主云:“建业旧都,茔陵犹在。荆镇边疆,非王者宅。愿陛下弗疑,致後悔也。臣家在荆州,岂不欲陛下住?但恐是臣富贵,非陛下富贵耳。”乃召卜者杜景象决其去留,遇兆不吉,答云“未去”。景象退而言曰:“此兆为鬼贼所留也。”
《五经要义》曰: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
王婴《古今通论》曰:昆仑东南方五千里谓之神州,州中有和美乡方三千里,五岳之城,帝王之宅,圣人所生也。
《盐铁论》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之名都。
《世说》曰:谢公时兵厮养逋亡,多外窜在南塘下诸舡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师?”
谯周《法训》曰:王者居中国,何也?顺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统也。
《管子》曰:凡立国都,非大山之下,必广川之上。高无近旱而水用足,下无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山海经》曰: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郭璞注曰:大帝曲密之邑。)
又曰:帝之下都,昆仑之墟。
又曰:从极之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河伯。)
《尸子》曰: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尧闻之贤,举之草茅之中。与之语礼乐而不逆,与之语政至简而易行,与之语道广大而不穷。於是妻之以皇,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
《帝王世纪》曰:古公父,是为大王,以修德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以皮弊事之,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玉帛,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遂策杖而去,止於岐山之阳,邑於周地,故始改国曰周。豳人闻之,曰仁人不可失也,东循而奔,从之者如归市焉。一年而成三千户之邑,二年而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王於是改戎俗,筑城郭,立宗庙,设官司,即《诗》所谓“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作庙翼翼。筑之登登,削屡冯冯”者也。周道之端,盖自此始。
《两京记》曰:隋文帝开皇二年夏,自故都移今所。帝以长安故城,汉来旧邑,宫宇蠹朽,谋欲迁都。仆射苏威等议合帝旨,太史令庾季才奏当迁都。帝曰:“吾乃今知天道。”开皇二年六月十八日,移入新邑,在汉故城之东南万年县界,南直终南山子午谷,北枕龙首原。今朝堂即旧杨兴村,村门大树今见在。初,周代有异僧名枨公,言词多验。时村人於此树下集,枨公忽来逐之曰:“此天子坐位,何故坐之?”左仆射高颖总领其事,太子右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谓之大兴城。隋文初封大兴公,及登极,县门园池多取其名。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四十步,周回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三丈五尺。
又云:东都城,隋大业元年,自故都移於今所。其地今周之王城。自周敬王、後汉,并居於今乙故都。至仁寿四年,隋文帝於此营建,初谓之东京,有诣阙言事者称:“一帝二京,事非稽古。”乃改为东都。为王充所据,充平,改洛州总管府,寻又置陕东大行台。武德九年,复为洛州都督府。贞观六年,改为东都旧宫为洛阳宫。明庆元年,复为东都,武太后号为神都。神龙元年,复旧,又改为河南府。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初,隋炀帝登北邙观伊阙,顾曰:“此龙门耶,自古何为不建都於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盖其地北据山麓,南望天阙,水木滋茂,川源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
又曰:太宗车驾始幸洛阳宫,唯因旧宫,无所改制。终於贞观、永徽之间,荒芜虚耗。置都之後,方渐修补。龙朔中,诏司农少卿韦机更缮造。高宗常谓机曰:“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始作上阳等宫。至武太后,遂定都於此。日加营构,而宫府备矣。
《郡国志》:庐山,在柴桑、彭泽二县之郊,叠障九成,崇岩万仞,《山海经》所谓三天子障,亦曰天子都。
杨雄《蜀都赋》曰:蜀都之地,古曰梁州。
张衡《南都赋》曰:於显乐都,既丽且康;陪京之南,居汉之阳。
《鲁都赋》曰:彼齐诸儒,皆绘弁端衣,散佩垂绅,金声玉色,温故知新,访鲁都之区域,吊先王之遗真。
左思《蜀都赋》曰:盖兆基於上世,开国於中古。廓灵关而为门,苞玉叠而为宇。
又曰:魏土者,毕昴之所应,虞夏之馀民,先王之桑梓,列圣之遗尘。考之四奥,则八之中;测之寒暑,则霜露所均。
後汉杜笃《论都赋》:夫大汉之盛,代藉雍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创业於高祖,嗣传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财衍於孝景,威盛於圣武,政行於宣、元,侈极於成、哀,阼祚缺於孝平。传代十一,历载三百。(高祖至平帝十一代,历,涉也,合二百一十四年,此言三百者,谓出二百年,涉三百年。)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彰,(谓吕氏乱而文帝兴,昌邑废而宣帝中兴。)皆莫能迁於雍州,而背於咸阳。宫室寝庙,山陵相望,高显弘丽,可思可荣,羲农已来,无兹著明。夫雍州,本帝王所以育业,(周始祖后稷封邵,公刘居豳,太王居岐,文王居酆,武王居镐,并在关中,故曰育业也。)霸王所以衍功,战士角难之场也。(衍,广也。谓秦都关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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