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文心雕龙》曰：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尧有《大唐之歌》，虞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词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少康败德，五子咸讽：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时彪炳，六义环深。子夏鉴《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以言诗。自王泽弥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以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声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王灭典，亦造《仙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词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遣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见拟於後代。按《邵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淫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固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宛转附物，惆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邻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序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词谲义具，魏之遗直也。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左、潘、陆，比肩诗衢，采缛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折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於玄风，羞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词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也。宋初文咏，体有因革，严、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家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代之所竞也。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鉴；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拟其清，景阳振其丽；若兼善则子建、仲宣，遍美则太冲，公。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圆通。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矣。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於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列子》曰：尧微服游於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尧问曰：“孰教尔为此言？”童儿曰：“我闻之大夫。”问大夫。大夫曰：“古诗也。”
《文章流别论》曰：诗言志，歌永言。古者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诗之四言者，“振鹭于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是也，乐府亦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是也，於俳谐倡乐世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氵□酌彼行潦彼此注兹”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声成为节。
颜延之《庭诰》曰：荀爽云：“诗者，古之歌章，然则雅诵之乐篇全矣。是以後之诗者，率以歌为名。及秦勒望岳，汉祀郊宫，辞著前史者，文变之高制也。虽雅声未至，弘丽难追矣。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挚虞文论足称优洽。《柏梁》以来，继作非一，纂所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见者，将由声度阐诞，不协金石。至於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
钟嵘《诗评》曰：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等十二人，诗皆上品。曹植诗其原出於《国风》，其骨气高奇，辞彩华茂，情兼雅怨，体备文质，粲然逸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於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笙竽，女工之有黼黻。若孔子之门用文，则公升堂，思王入室，王阳潘陆自可坐於廊庑之间。刘桢文体出于古诗，伏气爱奇，动多震绝。桢骨气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已往，桢称独步。张协（字景阳。）诗其原出於王粲，文章华静，实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风流调远，实旷代之高手。其辞彩葱，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不倦。阮籍诗其原出於《小雅》，虽无斫之巧，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於风雅矣。陶潜诗其原出於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媚；至於“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风华清靡，岂直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之宗也。
《汉书》曰：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刘向、张子侨等待诏金马门，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乐职》、（如淳曰：言王政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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