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门下书佐，得挞百下，故其论武侯曰‘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浩乃与论曰：“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它为偶，而以为管、肃之亚匹，不亦过乎？”谓寿之贬亮，非为失实。
《三国典略》曰：齐王以魏收之卒也，命中书监阳休之裁正其所撰《魏书》。休之以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学，淹延岁时，竟不措手，惟削去“嫡庶”一百馀字。
又曰：周萧大圜为滕王友，问于大圜曰：“吾闻湘东王作《梁史》，有之乎？馀传乃可抑扬，帝纪奚若？隐则非实，记则攘羊。”对曰：“言之者妄也。如使有，亦不足怪。昔汉明为《世祖纪》，章帝为《显宗纪》，殷鉴不远，足为成例。且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彰于四海，安得隐之？如有，亦安得而不隐？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讳国之恶，绎裰礼也。”乃大笑。
又曰：齐主命魏收撰《魏史》，至是未成。常令群臣各言其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齐主乃令魏收专在史阁，不知郡事，谓收曰：“当直笔，我终不学魏大武诛史官。”于是广征百官传，总斟酌之。既成，上之，凡十二衤失，一百三十卷。尚书陆操谓杨曰：“魏收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曰：“此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过为繁碎。”时论收为尔朱荣作传，以荣比韩彭尹霍者，盖由得其子文赂黄金故也。邢邵父兄书事皆优，邵惟笑曰：“《列女传》悉是史官祖母。”尚书左丞卢斐、临漳令李庶、度支郎中王松年、中书舍人卢潜等言曰：“魏收诬罔一代，其罪合诛。”卢思道曰：“东观笔殊不直。”斐、庶等与收面相毁辱，无所不至。齐主大怒，乃亲自诘问。斐曰：“臣父位至仪同，收附於族祖中书郎玄传之下；收之外亲博陵崔绰位止功曹，乃为传首。”齐主问收曰：“崔绰有何事迹，卿为之立传？”收曰：“虽无爵位，而道义可嘉。魏司空高允曾为其赞，称有道德。臣所以知之。”齐王曰：“司空才士，为人作赞，理合称扬，亦如卿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岂能皆实？”收不能对。以其才名，不欲加罪。高德正其家传甚美，乃言於齐主曰：“国史一定，当流天下，人情何由悉称？谤者当加重罪，不然不止。”齐王於是禁止诸人，各杖二百。斐、庶死於临漳狱中。又《北史》：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惟取学流先相依附者。房延、辛元植、眭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编缉；高孝以左道求进；修史诸人父祖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收性颇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收在神武时为太常少卿，修国史，得阳休之助，因谓休之曰：“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休之父固，魏世为北平太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收书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群口沸腾，敕《魏史》且勿施行，号为“秽史”。
《唐书》曰：杜正伦知起居注，太宗尝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所益不，所以不敢多言。”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在史。臣职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则千载累於圣德。非直当今有损於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悦。
又曰：许敬宗。初，虞世基与敬宗父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敬宗闻而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皇家之隶也。敬宗与之结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又蛮首庞孝泰率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怯懦，先击破之。敬宗纳其家宝货，妄称其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惟苏定方、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虚美如此。
又曰：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皆书何等事？大抵人君得见否？”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帝曰：“然”。
又曰：贞观十年，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征，散骑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药、孔颖达，守礼部侍郎令狐德，守中书侍郎岑文本，中书舍人许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陈、齐等五代史，诣阙上之。太宗劳之曰：“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诫。秦始皇奢淫无度，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副朕深怀，极可嘉尚。”又诏司空房玄龄等修《晋书》，以臧荣绪书为本，采摭诸家传记而益附之，爰及晋代文集，罔不毕举，为十本纪、二十志、七十列传、十三载记。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皆称制焉，房玄龄以下为论皆称史臣。後数载而书就，藏之秘府，颁赐加级各有差。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焉。
又曰：显庆中，高宗以许敬宗所撰《太宗实录》所记多非实，乃谓刘仁轨曰：“朕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卿等必须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至如先圣作《威凤赋》，意属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迟敬德传内。又尝温汤教习，长围四合，万队俱前，忽然□雾昼昏，部伍乱错，先圣既睹斯事，恐其挂法者多，遂潜隐不出；待其整理，然後临观。顾谓朕曰：‘振旅训兵，国之大典，此之错失，於法不轻。我若见之，必须行法。今我不出，良为於此。’今乃移向《魏征传》曰，称是征之谏语。此既乖於实，何以垂之後昆？朕尝从幸木央宫，辟仗已过，忽於草中见一人身带横刀，其人云闻辟，伏，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觉，遂伏不敢动。先圣敛辔即还，顾谓朕曰：‘此事若发，数人合死，汝可后伺看，早放出之。’史家惟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真。”郝处俊曰：“先圣仁恩，触类皆是。臣弟亻桀往年宿卫之日，被羌腰供奉，见有三卫误拂御衣，此人怕惧，五情无主。先圣谓之曰：‘此间无御史，我不为汝作罪过，不须怕惧。’上谓处俊曰：‘此亦须入史。’于是处俊等引左史李仁实专掌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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