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容甫《老子考异》一文所论精澈，兹全录之如下：
《史记·孔子世家》云：“南宫敬叔与孔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老庄申韩列传》云：“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按，老子言行今见于曾子问者凡四，是孔子之所从学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见星为嫌，止柩以听变，其谨于礼也如是；至其书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下殇之葬，称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书则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引乖违甚矣！故郑注谓古寿考者之称，黄东发《日抄》亦疑之，而皆无以辅其说。其疑一也。《本传》：“云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东，辛有入晋（《左传》昭二十年），司马适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鲁（《吕氏春秋·当染篇》），王官之符，或流播于四方，列国之产，惟晋悼尝仕于周，其他固无闻焉。况楚之于周，声教中阻，又非鲁郑之比。且古之典籍旧闻，惟在瞽史，其人并世官宿业，羁旅无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传》又云：“老子，隐君子也。”身为王官，不可谓隐。其疑三也。今按《列子·黄帝》《说符》二篇，凡三载列子与关尹子答问之语（《庄子·达生》篇与《列子·黄帝》篇文同，《吕氏春秋·审己》篇与《列子·说符》篇同）。而列子与郑子阳同时，见于本书。《六国表》：“郑杀其相驷子阳。”在韩列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殁凡八十二年。关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则为关尹著书之老子，其年亦从可知矣。《文子·精诚》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异传而皆乐。”按，燕终春秋之世，不通盟会。《精诚》篇称燕自文侯之后始与冠带之国（燕世家有两文公，武公子文公，《索隐》引《世本》作闵公，其事迹不见于《左氏春秋》，不得谓始与冠带之国。桓公子亦称文公，司马迁称其予车马金帛以至赵，约六国为纵，与文子所称时势正合）。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殁凡百二十六年，《老子》以燕与秦楚魏并称，则《老子》已及见文公之始强矣。又魏之建国，上距孔子之殁凡七十五年，而《老子》以之与三国齿，则《老子》已及见其侯矣。《列子·黄帝》篇载老子教杨朱事（《庄子·寓言》篇文同，惟以朱作子居，今江东读朱如居，张湛注《列子》云：朱字子居，非也）。《杨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然则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端木叔者，子贡之世也。”又云：“其死也，无瘗埋之资。”又云：“禽滑釐曰：‘端木叔，狂人也，寻其祖矣。’段干生曰：‘端木叔，达人也，德过其祖矣。’”朱为老子之弟子，而及见子贡之孙之死，则朱所师之老子不得与孔子同时也。《说苑·政理》篇：“杨朱见梁主，言治天下如运诸掌。”梁之称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殁凡百十八年，杨朱已及见其王，则朱所师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本传》云：“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抱朴子以为散关，又以为函谷关。按，散关远在岐州，秦函谷关在灵宝县，正当周适秦之道，关尹又与郑之列子相接，则以函谷为是。函谷之置，旧无明文。当孔子之世，二崤犹在晋地，桃林之塞，詹瑕实守之。惟贾谊《新书·过秦》篇云：“秦孝公据崤函之固。”则是旧有其地矣。秦自躁怀以后，数世中衰，至献公而始大，故《本纪》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瘗。”然则是关之置，在献公之世矣。由是言之，孔子所问礼者，聃也，其人为周守藏室之史，言与行则曾子问所在者是也。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本纪》在献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殁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为魏将封于段干（《魏世家》，安釐王四年，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国策》，华军之战，魏不胜秦，明年将使段干崇割地而讲。《六国表》，秦昭王二十四年，白起击魏华阳军。按，是时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则为儋之子无疑。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者，儋也。其入秦见献公，即去周至关之事。《本传》云：“或曰，儋即老子。”其言韪矣。至孔子称老莱子，今见于太傅礼卫将军文子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其说，而所云贫而乐者，与隐君子之文正合。老莱之为楚人，又见《汉书·艺文志》，盖即苦县厉乡曲仁里也。而老聃之为楚人，则又因老莱子而误，故《本传》老子语孔子“去子之骄色与多欲，态心与淫志”。而《庄子·外物》篇则曰，老莱子谓孔子“去汝躬矜与汝容知”。《国策》载老莱子教孔子语，《孔丛子·抗志》篇以为老莱子语子思，而《说苑·敬慎》篇则以为常枞教老子（《吕氏春秋·慎大》篇，表商容之闾。高诱注，商容，殷之贤人，老子师也。商常容枞音近而误。《淮南·主术训》，表商容之闾，注同。《缪称训》：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吕氏春秋·离谓》篇，箕子商容以此穷。注，商容，纣时贤人，老子所从学也）。然则老莱子之称老子也旧矣。实则三人不相蒙也。若《庄子》载老聃之言，率原于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尤误后人。“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
容甫将《老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