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唯一的目标是反对侵略主义者。你们要使每一个人明白他所受到的共同威胁，知道只有站在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上，才是救自己与救民族的方法。你们反对卖国贼，要集中火力对付亲敌汉奸，其余的都应成为你们间接的同盟者，这样才能结成广泛的战线。
对于麻醉民众为民族敌人张目的所谓“名流学者”，你们批评的彻底是必要的，因为这些人也是东北的出卖者。他们常常成为卖国者的理论家，但他们还是中国人，事实逼迫他们一定的时候也不能不认为抗敌战争是必要的。因此你们在批评中还应表示善意的态度，应避免一些刺激感情的故意攻击的语句，你们应该鼓励他们往好的方面走。
总之，我以为你们的火力应放在亲敌汉奸身上，其余你们应尽力使他们站在中立，同情，和赞助你们的地位上来。你们要促成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便不得不严重注意到这一点。关于上面所提到的农民和工人等等的生计问题，我们也应该坚持这样的观点：即满足农民之土地要求与满足工人职员士兵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不独不会削弱抗日救国的力量，相反的，将大大增加抗日救国的力量，发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到民族战场上去英勇牺牲的精神。
我觉得狭隘与不广泛，是促成人民阵线的大障碍，所以在贵刊即将出版的时候，贡献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意见，供你们的参考。
我以为还应确定一下贵刊应该属于何种性质。我认为贵刊应成为救国人民阵线的指导者与组织者；成为千千万万各种各色群众的权威的刊物。
韬奋先生：话暂时说在这里为止，我不希望贵刊一定发表我这封信，但我希望先生及贵社同人能考虑一番我所贡献的这些意见，并在贵刊上简单答复我。此致。
敬礼！
（莫文华，五月廿四日天津。）
本报的目的，劈头第一句就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运动”，莫先生的这封信对于“民族解放人民阵线”有着剀切详明的指示，和我们的意思，可谓不谋而合，我们于欣感之余，并觉得这种意思实有公开于一般热心救国民众的必要，所以便把这封信发表出来。
在这国难万分严重的时候，全民族里面，各人都应该各尽所有的力量，加入民族联合阵线努力；在另一方面说，凡是有一分力量可以贡献于这斗争的任何人，我们都应该鼓励他尽他所有的这一分力量用到民族联合阵线这上面来。民族革命的力量增强一分，即民族敌人的力量削弱一分。所以除开在事实上已显然甘心做汉奸，在事实上已在出卖民族利益的奴才们，我们都要尽心力把他拉到民族联合阵线里面来。
现在还有人谈到民族联合阵线，便想到什么领导权问题，甚至有些人怕领导权被人抢去，以致不敢发动或赞助民族联合阵线。我们以为谁能把握着领导权，是要看事实上谁能坚决地英勇地领导救国运动，这是要由实际行动决定的事实问题，不是空谈领导权应该归谁所能决定的问题。在这样亡国灭种大难当前的时候，谁能在实际行动上领导全国造成联合阵线，领导权就必然地自然地归到那方面去。倘若因为怕失却领导权而袖手旁观，置身于民族联合阵线之外，那就永远和领导权无缘接近；倘若因存着成见，不愿领导权被谁拿去，因此而置身联合阵线的外面，或甚至有破坏联合阵线的疯狂企图，那领导权也仍然要轮到在实际上能领导救国运动的方面，无论你愿不愿，在事实上是不相干的。莫先生对“关门主义”的错误已说得很明白，我们以为对领导权谁属的无谓的踌躇，也是联合阵线的一个障碍，所以提出来略加补充。
在中国的人民看来，最急要的问题是救亡，不要再管何党何派；即在任何党派，国家亡了，什么主张都徒然的。即就政权在手的国民党说，华北被敌人侵入以后，国民党的领袖孙先生的遗照就不许悬挂，孙先生的遗嘱也没有人再敢在那些地方高声朗诵，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也不得不三缄其口，党部也只得纷纷关门大吉了，所以现在应该不论何党何派，要立刻在民族解放联合阵线的大目标下，集中力量，抗敌救亡。这不当是在民族的生存上有绝对的必要，即为任何党派的自身生存计，亦有绝对的必要。有人还不免有一种怀疑，认为联合阵线也许是某党某派的手段，在手段后面还另有该党该派的目的。有着这样的疑虑，也是联合阵线的另一障碍。但看了上面的分析，便知凡是真能坚决努力于造成民族联合阵线的，救国便是他的真诚的目的，决不是用什么欺骗的方法来达到甚么另外的目的。只有那些很怯懦地只怕民族联合阵线造成后，自己的党派要被消灭的，那才是有着另外的目的——党派自私自利的目的——置国家民族的存亡于不顾。再进一步说，任何党派有着这样的顾虑，便足以证明该党派是在老实承认他们是在出卖民族利益以保全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一党一派的利益是否真能保全，还是另一问题）。因为民族联合阵线是有利于民族的，同时当然是不利于出卖民族利益的任何党派。至于本来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中华民国的国民，如因为受着这样自私自利的党派所麻醉，减少他对于民族联合阵线的热诚，那更是愚蠢达于极点了。这当然也是联合阵线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也特为提出来，作为莫先生这封信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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