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略）目前我们更迫切需要的是抗敌救国的具体工作和民族统一阵线的实现方案，在贵刊上已经提出了召集国防会议的意见，是的，只有以国防会议来结合各党各派，各种信仰不同的团体，各阶层，各职业的人，只有国防会议才是决定民族解放运动策略的最高总领导机关。
可是在召集国防会议中，我觉得必需先要解除他的障碍和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以为
第一：立刻停止一切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争。
在目前，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出路只有抗日救亡，除了发动民族抗战外没有第二条生路。我们回想到过去历年几次大规模的内战，和其他部分的军阀地盘之争或经济之争，已经说不清楚有多少次数！这时候民众所受的损失和痛苦是不可想象的。再看到数年来发动了数百万军队于内战，在军事上所用的经费，和民众所受到的痛苦是怎样？而一面却拱手让帝国主义者占领我土地，抢夺我财物，屠杀我民众；在这千钧一发的大难关头，我们还能够闹“兄弟阋墙之争”吗？倘若某些人还是想保全一己的一党的权势而忍心不抵抗外敌的侵略，而只是加紧中国人杀中国人，那他必然是汉奸卖国贼无疑。
第二：必须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民众示威的绝对自由！
在民族抗战中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和坚固的组织，这些计划和组织的方法等等，必需要全国民众共同参加讨论，综合人民大众所必需的实际要求，建立抗敌的策略；在过程中，各地的民众自由集会示威都是必需的，因为这样才能团结力量，在经济上政治上粉碎侵略者的锁链，在过去，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时候，就由民众组织了义勇军，并联合全沪日本纱厂的工人同盟罢工，这才支持了长时期的战争。所以我们必需要求人民的开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的绝对自由！
第三：外交公开。
一国的政府，它必然是要代表人民的意见，而为全国民众所一致拥护的，才是一个好政府。一个国家的一切对外交涉，都必需要公诸民众；在目前，我们的国家里，非但不容民众参加一些对外的意见，而且把一切交涉都秘密起来了。倘若不是为了欺瞒民众，外交为什么要秘密呢？在建立救国政府时，各党各派都应该开诚布公，公开外交，我们要根本否认任何已签订的秘密协定和条约，以及屡次为内战而借的外债。
第四：释放一切因爱国而被捕的同胞。
在抗敌救国上，必需的是全国民众一致起来参加作战。多一个同志，就多一份力量，这些为爱国而入狱的同胞，我们没有权利叫他们不参加抗敌救国联合阵线。不久以前，中央要人冯玉祥先生也在大声疾呼主张立刻释放一切政治犯。在目前还有人捕杀爱国的学生和民众的，他必定是卖国贼汉奸。
第五：严惩卖国贼并没收他的财产。
汉奸是民众的最大的敌人，如殷汝耕之流，是“人人皆得而诛之”的民族罪人，我们必须把他斩首示众，并没收他的财产充作抗敌费用。
最后，我觉得中国是世界里的一环，中国要求民族解放，必须联合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共同奋斗。同时还必需联络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奋斗，他是世界上和平安全的保障者，他是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恐怖者，他是我们弱小民族抗敌救亡中不可少的民族友军。（下略）
彬生上。九日于广州。
彬生先生来信提出的召集国防会议前的几个先决条件：（一）立刻停止一切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争；（二）必须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民众示威的绝对自由；（三）外交公开；（四）释放一切因爱国而被捕的同胞；（五）严惩卖国贼并没收他的财产；（六）联络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共同奋斗。我们认为倘若没有抗敌救亡的诚意，一切都无须多说，否则这几个“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必须得到的。
提起立刻停止一切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争，大家很容易联想到所谓“剿共”问题。我们觉得十年来给与中国的教训是倾全国的财力兵力，无法把“共”“剿”尽，这是事实问题，和“共”的该“剿”不该“剿”是不相干的。在这种事实之下，倘若果有诚意用全中国的力量来抗敌救亡，就不该在一方面又继续不断的进行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消耗力量于内战，即同时减损抗敌救国的力量，这也是事实问题，不是含糊不问，便可取消这个事实的。中国民众在国家民族临到了这样危险的时候，什么都不关心，所唯一关心的便只是抗敌救亡这一件大事；凡是和这一件大事有裨益的，什么都可以赞成；凡是和这一件大事有妨碍的，什么都是要极力反对的。
在事实上，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已经闹了十几年，没有方法结束；在事实上，这样继续不断的闹下去，只是消耗全国抗敌救亡的力量；那末真要达到抗敌救亡的目的——全国民众在当前所急迫要求达到的唯一的大目的——立刻停止一切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争，是事实上的需要。所谓事实上的需要，是你既无法消灭这个事实，要真正用全国力量来抗敌救国，非停止内战不可，不停止内战，便无法真正用全国力量来抗敌救国，那末在两者之间，你必须选择其一。全国民众为要达到救国的目的，当然一致希望能够用全国的力量来抗敌救亡，不愿再消耗国力于内战而致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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