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许多新闻界的朋友们所久经梦想的《生活日报》，居然于本年六月七日在香港呱呱堕地了。本报出世到今天，还不满两个月。现在我们因为要把日报迁移上海，扩大范围，增加股额，登记出版，所以不得不暂时和读者小别。本报发起创办，已有四五年的历史，虽然一切计划，都完全公开，但是还有许多读者和各界人士，不明瞭本报创办的动机，发行的经过，资金的来源，经营的现况。因此趁着在香港发行本报的最后一天，特地把我和朋友们办报的经过和历年所经过的困难波折，今后发展的计划，从头叙述一番。此外并把《生活日报》社股份两合公司章程，附载于后，以供一切爱护本报的朋友们的阅览。
我是《生活日报》的最初发起人。我的职业是一个新闻记者。我在民国十五年至二十二年间，在上海编辑《生活》周刊，颇得国内外读者的嘉许，在七年中间，销数从二三千份增加到十五万份。我生平并无任何野心，我不想做资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报界大王。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单是办好一种周刊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创办一种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日报。到了九一八以后，国难日益深重，我们做新闻记者的，不在这时候，发表正确言论和新闻以唤醒国人，共起救亡御侮，还更待何时？因此我在那时对于创办日报的期望，非常迫切。当时有几位新闻界的朋友，也都赞成我的提议，而且都表示愿意抛弃一切，用全力共同创办日报。于是经详细讨论后，于民国二十一年春间，正在一二八战争的炮火中，我们就在上海发表了创办《生活日报》的计划，登报公开招募股款。我是一个穷小子，当时由生活周刊社出资三千元，担任无限责任股东，而以我为无限责任股东的代表。招股的广告发出以后，承全国读者热心赞助，踊跃投资。不到半年工夫，居然收足十五万元的股款。依照当时招股章程，本来可以立即开办。但是不幸得很，我们一方面正在定购机器，计划办报，另一方面，《生活》周刊却因文字不妥，经政府命令禁止邮递，虽经再三向当局解释，仍不能达到解禁的目的。生活周刊社是生活日报社的无限责任股东，对于日报一切事务，负完全责任。周刊既遭邮禁，日报呈请登记，自然更不易得到当局的准许。因此《生活日报》虽然已经收足股款，定就机器，却不得不宣布停止创办，已收的股款一概照数发还，并附加应得的利息。已定的印刷机器，也只好退货，一切损失，都由无限责任股东担任。这是我和朋友们创办《生活日报》所经过的第一个阶段。
第一次创办《生活日报》失败以后，不久，我就向友人借款出洋求学。在欧美各国，考察政治经济及新闻事业，历时两年。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回国到了上海，登岸后立即到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去探望好友杜重远先生，杜先生是因为发行《新生》周刊，经上海日本总领事要求惩办，被法庭判决监禁的。我因为杜先生入狱，《新生》周刊停刊，国内却不能不有替大众说话的刊物，因此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企图对于促进民族解放，提高大众文化，尽一臂之力。谁知这《大众生活》又是一个短命的刊物。于出满第十六期后，就遇到和《生活》周刊、《新生》周刊一样的结局。当时我在《大众生活》最后一期登载启事，中间曾说；“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起的责任。我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进。”
因此《大众生活》虽然停刊了，我和朋友们仍旧想从新闻事业上面，努力奋斗，以期贯彻抗敌救亡的大目标。又经友人相告，在香港创办日报，可以得到香港政府的准许，此外又有其他种种便利。于是我的数年前的希望复活，想在华南试办《生活日报》。我于本年四月间一面登报招股，一面亲自跑到香港筹备一切。承蒙华南许多朋友们的帮忙，国内外同情本报人士的爱护，到了六月七日，《生活日报》居然在南国的一个海岛上出世了。本报出版以后，各方面纷纷来函加以指导和赞助，销数虽然不算十分多，但创办不到两个月，也已经可以和华南第一流的大报比拟。尤其是本报站在救亡阵线的立场，鼓吹抗敌救国，为全国人民大众所一致嘉许。这证明我们几月来的埋头苦干，并不算是白费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在香港办报，却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香港地理位置偏于南部，新闻采访，和报纸推广发行，有种种不便。由香港到中国北部中部，寄递报纸，不但时间迟缓，而且船期并无一定。在香港出版的报纸，有时要相隔七八天，方寄到上海。在内地读者不易看到本报，更不必说了。因此本报在香港创刊以后，屡次接到各地读者来信，都要求本报迁移上海出版。因为上海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中心，非在上海出版，不能和全国相呼应。此外，根据这两月的办报经验，觉得要办好一个理想的报纸，非有大规模的物质设备不可。因此就不得不招募巨额资本。我们以前预算的资本总额十万元是断然不够的。根据这些经验和读者的要求，我们重新加以考虑，方才决定将本报迁移上海，扩充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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