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驰在前往塔明斯特的公路上了。
“波洛，”我顺从地说，“也许现在你可以告诉我有关这一切了吧？”
“好吧，朋友，有许多情况你自己是可以猜测到的。当然，你也了解，现在英格里桑先生解脱了，整个形势已经大大改变。我们面临的是完全新的问题。现在我们知道的，没有去买过毒葯的有一个人。我们已经排除掉那些虚构的线索，现在得找到真正的线索。我已经查明，除了那位正在和你打网球的卡文迪什太太外，这家人家的任何一个人星期一傍晚都有可能冒充了英格里桑先生。同时，我们已经听过他的陈述，他把咖啡放在过道里了。审讯时，没有一个人对此多加注意——可是现在，它有着十分不同的意义。我们必须查明最后到底是谁把那杯咖啡送给英格里桑太太的，或者是在它搁在那儿时，有谁经过过道。据你说，只有两个人我们可以肯定说她们没有走近过那杯咖啡——就是卡文迪什太太，还有辛西娅小姐。”
“是的，是那样，”我感到心情变得无法形容的轻松。玛丽·卡文迪什当然不应该受到怀疑。
“在解脱阿弗雷德·英格里桑的过程中，”波洛继续说，“我还来不及仔细考虑，就被迫摊牌了。当我也许被认为是在迫踪他的时候，罪犯可能已放松了警惕，可是现在，他会加倍地小心。是的——会加倍小心。”他突然转身朝我问道：“如实告诉我，哈斯丁，你有没有怀疑什么人？”
我犹豫着。老实说，那天早上我脑子里曾经有一、两次闪过一个念头，这念头本身是轻率的，过份的。我已经因其荒谬而加以排斥，然而它仍固执地保留着。
“你不能把这叫做怀疑。”我喃喃地说。“它是十分可笑的。”
“说吧，”波洛鼓励地催促说，“别害怕，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你得一直注意你的直觉。”
“那好吧，”我脱口说出，“这说来是荒谬的——不过，我总怀疑霍华德小姐没有说出她所知道的全部情况！”
“霍华德小姐？…
“是的——你要笑我了——”
“一点也不。我干么要笑？”
“我总觉得，”我继续象犯了错误似他说，“我们有点把她搁在可能的怀疑范围之外了，单凭她已经离开了这儿这一点。可是，离这儿毕竟只有十五英里呀。车子半小时就能到。我们能肯定说发生谋杀那天晚上她一定不在斯泰尔斯么？”
“是呀，我的朋友，”波洛出乎意外地说，“我们能肯定。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打电话给她工作的那个医院。”
“是么？”
“是的，我获悉，星期二那天，她做下午班，而——突然来了一个伤员护送队——她欣然提出继续留着做夜班，这一提议被十分感激地接受了。事情就是这样。”
“哦！”我感到相当狼狈。“说实在，”我继续说，“她那么出奇地激烈反对英格里桑，倒使我怀疑起她来了。我总觉得，她事事都反对他。因此，我有一个想法，有关烧毁遗嘱方面。她也许知道点什么。也许是她烧掉了这份新的遗嘱，把它错当成比较早的于他有利的那份了。她也恨死他了。”
“你认为她的激烈反常吗？”
“是——的。她太激烈了。我实在怀疑她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神志正常。”
波洛使劲地摇着头。
“不，不，这你方向完全不对头了。霍华德小姐脑子既没有毛病，智力也没有衰退。她是个神志健全、身强力壮的杰出典范。她的神志完全正常。”
“然而她恨英格里桑恨得简直象个疯子了。我的想法是——毫无疑问，这是个很可笑的想法——她想要毒死他——而由于某种原因，英格里桑太太把它给误服了。可是我一点都想不出这可能是怎么发生的。我这整个想法都是极其荒谬可笑的。”
“有一点，你还是对的。应该怀疑每一个人，然后从逻辑上加以验证，直到你自己完全满意，他们确实无罪，这样做始终是明智的。那未，有没有什么理由控告霍华德小姐蓄意毒死英格里桑太太呢？”
“什么！她很忠诚于她的呀！”我惊叫起来。
“嘿！嘿！”波洛急躁地大声说。“你说话象个孩子。要是霍华德小姐有能耐毒死这位老大太，她也就完全有本领装出她对她的忠诚。不，我们必须看看别的方面。你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她反对阿弗雷德·英格里桑的程度已经激烈到不正常了；但是你从中得出的推论是完全错误的。我已经得出了我自己的推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不过眼下我还不愿说，”他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现在，在我看来，说霍华德小姐是个凶手，还有一个难以迈越的障碍。”
“是什么呢？”
“英格里桑太大的死对霍华德小姐毫无好处。因为没有目的的谋杀是没有的。”
我考虑了一下。
“英格里桑太太会不会有可能写过一份于她有利的遗嘱？”
波洛摇摇头。
“可是你自己不是就对韦尔斯先生提到过这种可能吗？”
波洛笑了起来。
“那是有原因的。我不想提到我脑子里实际上想的那个人的名字。而霍华德小姐所处的地位与之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就用她的名字来代替了。”
“不过，英格里桑太太也许真的写过。唔，她死那天下午写的那张遗嘱可能——”
可是。波洛的头摇得那么用劲，我只好停下不说了。
“不，朋友，关于那份遗嘱，我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我可以告诉你许多话——那遗嘱对霍华德小姐没有利。”
我接受他的断言，虽然我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关于这件事他怎么会如此肯定。
“好吧，”我叹了一口气说，“那未我们得宣判霍华德小姐无罪啦。我之所以一直来怀疑她，部分是由于你的过错。是你说的关于她在审讯时的证词的话，使我引起的。”
波洛显得困惑不解。
“关于她在审讯时的证词，我说了什么啦？”
“你不记得了？当我举例说到她和约翰·卡文迪什可以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时？”
“啊——哈——是的。”他似乎有点慌乱，可是接着就恢复了镇静。“顺便说一下，有件事情我想要你给我办一下。”
“当然可以。是什么事？”
“下一次你碰上单独和劳伦斯·卡文迪什在一起时，我想要你对他说这样几句话：‘波洛要我带一个口信给你。他说：‘找到那种特大号咖啡怀，你就可以安心了！’不要多说，也不要少说。”
“‘找到那种特大号咖啡杯，你就可以安心了！’对吗？”我问道，心中十分迷惑不解。
“好极了。”
“可这是什么意思呀？”
“嗳，这我要交给你去发现了。你有机会接触到真相的。只是把这对他说一说，着看他说点什么。”
“这好倒是好，——可是实在太神秘了。”
这时，我们驶进了塔明斯特，波洛指点车子开到“分析化学师”家。
波洛轻快地跳下车子，走了进去。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
“瞧，”他说。”这就是我的全部工作。”
“你在干什么呀？”我非常好奇地问道。
“我留下一点东西进行分析。”
“我知道，可是到底是什么呀？”
“我从卧室长柄平底锅里取的试样。”
“那已经作过化验了呀！”我喊了起来，惊得发呆了。“鲍斯坦医生已经拿它化验过了，你自己当时还讥笑里面可能有士的宁的说法呢！”
“我知道鲍斯坦医生化验过，”波洛心平气和地回答说。
“那为什么？”
“嗯，我想到要再化验一下，就这么回事。”
有关这个问题，我没能从他那儿再掏出别的话来。
就可可这件事来说，波洛的这种举动使我极为困惑不解。对此，我感到莫明其妙，然而，我信任他，虽然这种信任曾经一度有所减弱，但是，自从他的阿弗雷德·英格里桑是无罪的看法成功地证明是正确的以来，它又完全恢复了。
英格里桑太太的葬礼在第二天举行，在星期一，当我下楼来吃晚早餐时，约翰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说，英格里桑先生这天早上就要离开，住到村民公堂去，要住到他得以完成自己的计划。
“想到他要走，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宽慰，哈斯丁，”我的老实朋友继续说。“以前我们认为事情是他干的，这是非常不好的，而现在，当我们为过去对他那么厌恶而感到内疚时，也决不会更坏。事实是，我们讨厌他。当然，也就事事都对他板面孔了。我看任何人都不会责备我们结论下得武断。而要是我们犯错，现在仍旧这样，还有这种粗鲁的感情的话，就得改正；一个人对他一点也不比从前喜欢的话，那就难办了。这整个事情真是尴尬透了！所以我很感激他的识趣，自动地离开了！母親没有把斯泰尔斯庄园遗赠给他，这是一件大好事。一想到这个人会在这儿逞威作福，就叫人没法忍受。那样他就可以随意地乱花母親的钱了。”
“你真的能保住这地方吗？”我问道。
“哦，是的。当然，得付遗产税，可是我父親的一半财产在这儿，眼下，劳伦斯可以和我们待在一起，也有他的一份。当然，开始时我们会感到拮据一些，因为，正如我曾告诉过你那样，我自己在财务方面还有点亏空。眼下那批家伙还在等着哩。”
由于英格里桑的即将离丢，大家都如释重负，我们吃了一顿发生惨事以来感到最为适意的早餐。辛西娅自然更加精神勃勃，轻松愉快，她看上去又如原来那么健美漂亮了。除了劳伦斯仿佛依然那么忧郁、胆怯外，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崭新的，满怀希望的前景。
不用说，报纸上已经连篇累牍地登满了这一惨案的消息。引人注目的大字标题，这家人家每个成员的简历，微妙的影射，以及惯用的、大家所熟悉的诸如“警方已有线索云云”之类的陈词滥调。对我们真是什么都不加吝惜。这是个无精打采的时日，战争一时打得不死不活，于是报纸就使劲地抓住上流社会生活中的这类犯罪行为大做文章，“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就是当时的话题。
这自然使卡文迪什家的人十分恼火。这座宅邸不断受到那批新闻记者的包围，他们虽然一直未被允许进入房子，但他们仍继续逗留在村子里，以及在庄园的庭园中。带着照相机埋伏着，等候拍摄这家人家的任何一个未加留神的成员。我们整天都生活在一股宣传的疾风之中。伦敦警察厅的人员来来往往，调查、询问，目光锐利，言语冷淡。至于他们搞出什么结果，我们则一无所知。他们是不是有了线索？还是整个事情仍然处于未被查明的罪行一类？
早餐之后，多卡斯相当神秘地走到我的眼前问我，她是否可以和我说几句话。
“当然可以，是什么事，多卡斯？”
“哦，是这么一回事，先生。今天您多半能见着那位比利时先生吧？”
我点点头。
“是这样，先生，您知道，他特意问过我，我的女主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是不是有件绿色的衣服？”
“对，对。你发现一件了吗？”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不，不是那么回事，先生。不过后来我想起，少爷他们（多卡斯仍旧把约翰和劳伦斯称作‘少爷’）有只什么‘化装箱’，它就在前屋的阁楼里，先生，是口大柜子，里面全装满旧时的衣服和各种化装服饰，什么都有。我突然想到那里面也许有件绿色的女服。因此，请您告诉一下那位比利时先生——”
“我会告诉他的，多卡斯，”我答应说。
“多谢您了，先生。他是一位非常和蔼的先生，他打听事情，问起问题来，和伦敦来的那两位侦探完全不一个样。我通常是不要看外国人的，可是从报纸上说的我了解到，这些勇敢的比利时人是些不同寻常的外国人。确实是这样，他就是一位说话非常和气的先生。”
親爱的老多卡斯！当她站在那儿，一张诚实坦率的脸向上朝着我，我心里想，她是一个那正在迅速消失的老式女仆的多好的典范啊。
我考虑，我得马上去村子拜访波洛；可是，我在半路上碰上了他，他正来庄园，于是我立即将多卡斯的口信转告了他。
“啊，这位勇敢的多卡斯！我们得去看看那柜子，虽然——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检查的。”
我们通过一扇长窗进入了屋子。门厅里一个人也没有，于是我们就迳直爬上那间阁楼。
一点不错，是有一口柜子，是口精致的老式箱柜，上面全是黄铜的饰钉，里面装满一切可以想得出的衣着服饰。波洛毫不客气地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都草草扔到地板上。有一、两样深浅不同的绿色织物，可是波洛看后都摇摇头。他对这次搜查似乎有点冷淡，仿佛他估计到不会有什么大结果。突然，他惊叫了一声。
“那是什么？”
“瞧！”
柜子都快掏空了，就在柜底摊着一大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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