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至重，诚难稽延。故朕莅政，无论钜细，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定发出。盖事不敢忽，天性然也。五十余年，每多先事绸缪，四海兆人，亦皆戴朕德意，岂可执不兼综细务之言乎？朕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伏为。
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缋，每处年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幼龄读书，即知酒色之宜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无恙。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况日有万机，皆由裁夺，每觉精神曰逐于外，心血时耗于内，恐前途傥有一时不讳，不能一言，则吾之衷曲未吐，岂不可惜！
故豫于明爽之际，一一言之，可以尽一生之事，岂不快哉！人之有生必有死，如朱子之言天地循环之理，如昼如夜。孔子云：“居易以俟命’，皆圣贤之大道，何足惧乎？近日多病，心神恍惚，身体虚惫，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许死而后已之志，今朕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惧颠倒是非，万机错乱，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养，目不辩远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岂能久存？况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尽祸死，泰去否来，元首丛脞，而股肱堕，至于万事隋坏，而后天灾人害，杂然并至，虽心有余而精神不逮，悔过无及，振作不起，呻吟床榻，死不冥目，岂不痛恨未死！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髦年，为侯景所偪，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豫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致不克令终。又如丹毒自杀，服食吞饼，宋祖之遥见烛影之类，种种所载疑案，岂非前辙？皆由辩之不早，而且无益于国计民生。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及殿前、天书降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今臣邻奏请之储分理，此乃虑朕用猝然之变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释此负荷，优游安适，无一事撄心，便可望加增年岁。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朕今血气耗减，勉强支持，脱有误万机，则从前五十七年之忧勤，岂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诚，一至于此。每览老臣奏疏乞休，未尝不为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但得数旬之颐养，但全考终之至生，朕之欣喜，岂可言罄？此岁月悠久，或得如宋高宗之年未可知也。朕年五十七岁，方有白须数茎，有以乌发药进者，朕笑却之曰：古来白须皇帝有几？朕若须鬓皓然，岂不万世之美谈乎！初年同朕共事者，今并无一人。后进新升者，同寅协恭，奉公守法，皓首满朝，可谓久矣，亦知足矣。朕享天下之尊，四海之富，物无不有，事无不经。至于垂老之际，不能宽怀瞬息，故视弃天下犹敝履，视富贵如泥沙也。傥得终于无事，朕愿已足。愿尔等大小臣邻。念朕五十余年太平天子，惓惓丁宁反复之苦衷，则吾之有生考终之事毕矣。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遣诒，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
康熙六十年。圣祖谕近御侍卫等曰：“尔等日侍朕侧，于朕心忧劳之处，差知大概，若百官万民，何从而知？朕日理万机，其他姑置勿论，即每年春时，为雨水田禾，时刻不忘，留心究问，直至秋成，始稍释念。至于冬日，内地常恐雪少，口外地方，又恐雪大，此等苦心，惟身历方能知之。即尔等日侍左右者，也未必悉知也。”
圣祖躬尧舜之资，行汤文之政，所以立万年长治之基者，曰行王道。御制王道论曰：治天下必审择所以为治之道，然后运之有本，而措之也不劳。
盖得其道，则一时无赫赫之功，而久大之业，可以永建而不可拔。不得其道，则殚尽敝形，而终无以及于治。故治理之方，不可不审也，其要在仁义而已矣。昔三代之盛也，蠲烦去苛，屏饰斥伪，先躬行而后文告，崇礼让而缓刑罚，优游渐渍，不期效于旦夕，迨积之既久，风俗日茂，人心日淳，大化敦庞，号为上理，此行仁义之所至也。秦汉而下，务为一切苟且之政，以检束其民，民生其时，亦皆匿情饰貌以应上其上，上下相蒙，竞趋媮薄，治功之降，远不古若，此则不行仁义之故也。故曰：仁以育之；义以正之。仁以育之，所以养也；义以正之，所以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又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盖言王道之成，仁义之效也。是以圣王在上，制田里，广树畜，省刑而薄敛，崇本而抑末，使天下之民，家给人足，有俯仰之乐，而无阽危之患。由是立庠序之制，置慈惠之师，修六礼以节其性，播六乐以淑其情，明七教以兴其德，齐八政以禁其非。当是之时，六合之远，一家之积也；四海之广，一身之推也；天下之久安而长治，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其去夫唐虞之治，不亦远平？呜乎！天也重器也，有天下大业也。彼挈瓶之智，犹必厝之于至安，况夫居重器而履大业者哉！盖亦知所择也。
圣祖孜孜求治，日昃不遑，机务之余，犹有日课，其宫中日课记曰：尝读商《颂》之成汤也，曰圣敬日跻。周《诗》之文武也，曰：缉熙，曰执兢；其成王也，曰夙夜基命宥密。而史亦称大禹惜寸阴，色而起，则命讲官捧书而入，讨论义理，是典学者为一时。出御宫门，则群工循序奏事。
朕亲加咨度，是听政者为一时。已而阁臣升阶，朕与详求治理，咨诹军国者久之。若夫宫禁之务，各有攸司。廷臣退，乃裁决焉。既事竟，罢朝。宫中图藉盈几案，朕性好读书，丹黄评阅，辄径寸，辩报别古今治乱得失。暇或赋诗，或作古文，或临池濡翰，以写其自得之趣。止此数事，已不觉其日之夕矣。及宫中燃烛，玉漏初下，则省一日所进章疏，必审其理道之安而后已。
要非夜分，不就宴息也。旭是者岁率以为常。夫禹、汤、文、武、成王之德，自揣乌能企及，而不敢懈逸之心。或者其庶几焉，因为记自勖以比于盤铭之义云。
圣祖综理万机，在位数十年，恒如一日，尝作《无逸》，以致寿论曰：三代盛时，民风沕穆，政令淳简，天下诸候，分治其国。为之君者，可以优游坐治矣。乃圣君处此，必兢兢业业，宵旰不遑。以自劳其神力，然卒获享遐福，而成令名，秦汉而降，废封建而为郡县，凡事之有关于宫府者，无不奏请于天子，其机务之众，千百倍于三代。宜为之君者，日给且不暇。乃或自图便安，至信神仙为可学、辄为方士所误，曾不之返者，何哉？朕尝观于商、周、汉、唐诸往事，而得其故矣，人君之所无逸者，莫如商之中宗与高宗。及周之文王，中宗则严恭寅畏，天命自度；高宗则作其即位，不敢荒宁；文王则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而考其享国之年，此三君者，最为悠久。迄今《无逸》一篇，班班可观也。人君之好逸乐者，莫如秦之始皇，汉之武帝，唐之宪宗。始皇既并天下，方士争言不死之药，于是遣使访三山，神仙之药卒不可得。武帝敬鬼神之事，祠太乙，建飞廉馆，作柏梁台，以招天神之属。
游心芒思者数年，究天左验，乃自叹愚惑。宪宗招求方士，用柳泌为刺史，求仙药，以服之日益燥渴。夫中宗、高宗、文王之敬修其德而享福者若此，始皇、武帝、宪宗云博养其生而寡效者若彼，然则帝王致寿道，从可识矣。
宋儒吕祖谦曰：敬之方，寿之理也。盖无逸则主敬，主敬则无欲，无欲者仁也。孔子曰：仁者寿，又仁则有德。孔子曰：大德必得其寿，舜年百有十岁是也。则寿之理，亦视其德之盛衰为何如耳！朕愿后世之为君者，无惑于神仙之说，而第求之无逸之旨，则身与天下皆蒙其福矣。
圣祖阅史至司马光上宋仁宗札子曰：司马光立朝行己，正大和平，无几微之可议，不只冠有宋诸臣，求之历代，亦不可多得。其论君德有三，曰仁、明、武。治道有三：曰任官；信赏必罚；要言至理。可书丹座右，万世不易也。
圣祖阅史至宋高宗作损《齐论》曰：宋高宗以损《齐论》，自是清心寡欲之意。第当其时，正宜奋励有为，非仅淡泊谦，可以恢复大业，即此一端观之，知其优游苟且，而无振作之志矣。
圣祖讲筵绪论曰：尝观明仁宗宣宗时，用法皆术宽平。每思人君承天子民，时育万物，自当以宽厚为本，始可成敦裕之治，但不可过于纵驰，所贵乎宽而制耳。
论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以天下之心思为心思，何患见之不广？
观舜以好问好察而称大智，则知自用则小者，正与之相反矣。
论曰：临民以主敬为本。昔人有言，一念不敬，或贻四海之忧；一日不敬，或以致千百年之患。《礼记》首言毋不敬。《五子之歌》，始终皆言谨慎。大抵诚与敬，千圣相传之学，不越乎此。
论曰：古人有言，反经合道谓之权：先儒已有论其非者，天下止有一经常不易之理，权衡轻重，随时斟酌，而不失乎经常之理，此即所谓权也，岂有反经而可以行权者乎？
论曰：古人纪一事，当观其要旨所在。如郭隗市骏之语，见求士不可以不诚。甘茂投杼之言，见任人不可以不信。此要领处，尤不可不知也。
论曰：今人沿于明季陋习，积渐日深，清操洁已。难言之矣。职守亦多至旷怠，罕能恪勤。朝廷良法美意，往往施行未久，即为丛弊之也。常欲化道转移，每患积习之难去也。
圣祖庭训曰：人惟一心起为念虑，念虑之正与不正，只在顷刻之间，若一念之不正，顷刻而知之。即从而正之，自不至离道之远。《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一念之微，静以存之，动则察之，必使俯仰无愧，方是实在工夫。是故古人治心，防于念之初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而收功甚巨也。
训曰：世人皆好逸而恶劳，朕心则谓人恒劳而知逸，若安于逸，则不惟不知逸，而遇劳即不能甚矣。故《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是观之，圣人以劳为福，以逸为祸也。
训曰：凡人有训人治人之职者，必身先之可也。《大学》有云：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诸已而后非诸人。特为身先而言也。
训曰，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诚为政之至要。朕居位六十余年，何政未行？看来凡有益于人之事，我知之确，即当行之。在彼小人，惟知目前侥幸，而不念日后久远之计也。凡圣人一言一语，皆至道存言。
训曰：天下事固有一定之理。然有一等事，如此似乎可行，又有不可行之处。有一等事，如此似乎不可行，又有可行之处。若此等事，在以义理揆之，决不可豫定一必如此必不如此之心。是故孔子云：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此。
训曰：天下事物之来不同，而人之识见亦异。有事理当前，是非如睹，出平日学所至，不待拟议而后得之，此素定一识也。有事变攸来，一时未能骤为，必待深思而后得之，此徐出之识也。有虽深思不能得，合众人之心思，其间必有一当者，择其是而用之，此取资之识也。此三者，虽圣人亦然。故周公有断日之思。而尧舜亦曰：畴咨稽众，惟能竭其心思，能取于众，所以为圣人耳。
训曰：凡理大小事务，皆当一体留心。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以事虽小而不防之，则必渐大，渐而不杜，必至于不可杜也。
训曰：孟子云：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朕即位多年，虽一时一刻，此心不放，为人君者，但能为天下民生忧心，则天自佑之。
训曰：国家赏罚治理之柄，自上操之，是故转移人心，维持风仕。善者知劝，恶者知惩。所以代天宣教，时亮天工也。故爵曰天职，刑曰天罚。明乎赏罚之事，皆奉天而行，非操柄者所得私也。《韩非子》曰：赏有功罚有罪，而不失其当，乃能生功止过也。《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盖言爵赏刑罚，乃人君之政事，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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