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意识形态有时甚至受民族影响最为强烈的问题之一就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二者的关系问题。在那些最不倾向于形而上学思辩的国度，如盎格鲁－撒克逊诸国和诸人民共和国（尽管经验主义倾向与辩证倾向有种种差别），该问题不存在或者以一种极和缓的形式出现。比如，心理学在这些国家自然被认为是同时属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反，在那些对形而上学倾向敏感的国度。如日耳曼国家（维也纳传统的实证主义除外）或拉丁国家，许多学说都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而且一般都把心理学附属于哲学。颇值得指出的是，自从社会病袭击德国直至纳粹主义灭亡，在这段时间内，这二种科学的对立达到了最高峯，而且在整个法西斯时期，德国和意大利都取消了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讲座（在后一个国家，尽管有过帕尔多那种非常接近的政治思想），只是到了后来这两门学科才又繁荣昌盛起来。
a.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这首先当然可以从认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困难这个观点来加以拥护。关于这些困难，我们已在第三、四节中谈过。但是，一方面，如上所述，这些困难中有许多并非人文科学所独有，而且实验客观性的问题并非按照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我们这一级的物质实体或是社会中的人而只有两种极端的解决方法。这个问题根据物理现象在不同等级上的研究，尤其根据人们从物理－化学到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从而到纯粹生物学学科，再到心理学，最后才到以人类社会作为整体来研究的科学的这种情况，导致一整套逐次逼近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这一点尤其重要——各种运用的方法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交换使用的情况越来越多了。关于这一点，下文即将谈到。
这两组科学对立的主要原因在于“主体”的作用与属性，所以它们的对立随人文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对形而上学魅力的感受之不同而有所不同。有些人坚定不移地把人文科学设想为独特的科学。对他们来说，“主体”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自然的旁观者，有时甚至是创造者。在主张连续性的人们看来，人是主体，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和其他自然现象一样，但这并不妨碍主体去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也不能阻止他表现出传统哲学赋予“主体”的各种活动。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了。
自从人们企图把主体与自然对立起来，并把主体作为专供精神科学研究的领域——精神科学更接近形而上学而不接近所谓的“精确的与自然的”科学——从那个时代起，在科学总的演进中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以致目前的趋势是在强调各种问题在实在的各个层次都具有其特殊性的同时，远远地离开了简单的二分法。
第一个需要指出的、基本的事实是生物学的演变，它当前的贡献对解释“主体”的形成具有极大重要性。本世纪初的新达尔文主义把有机体的进化看作是两个基本因素的结果，在这两个因素中，作为主体的动物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一方面是偶然变化或突变（与今天人们越来越强调的、种群基因库的重组相对立）；另一方面是环境所强加的选择，但把选择设想为保存最有适应能力的、淘汰其它无适应能力的这种简单的挑选。因此动物的行为只被看作极为次要的因素，在生命的延续中起的作用很小，没有任何本质的因果关系。今天人们则相反认为选择基本上是对现象型变化的选择，而现象型变化本身则被解释为配子染色体团对环境压力的“回答”（多布然斯基、瓦丁顿等）。但是，现象型已经包含了行为，因为这两者都是属于适应性质的。此外，今天人们按反馈、返身行为的模式来设想选择，因为有机体选择环境，改变环境，同时也受环境的影响。但对环境的选择和改变还取决于行为这个在进化行为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在原始进化论的过度乐观之后被古典新达尔文主义排除的“进步”概念，又引起了一些客观的研究（赫胥黎、温彻等），其所用标准自然也是参照行为。基于所有这些原因，当植物学家越来越强调反应过程时，动物心理或动物生态在动物生物学中正起着越来越主要的作用。然而，这种动物心理学今天已提供了一份已经给人以相当深刻印象的从昆虫或头足纲到人类的学习和智力的各阶段图表。洛伦兹还在一项极有启发性的研究中说明了现代有关本能的理论如何可以延伸为对人类思想主要范畴的一种先验解释（洛伦兹是康德派！）。今天，根本无须采用最后这一办法，无论如何人们都不会再把“主体”看作是与自然无关的了。因为动物学和动物生态学的最普遍倾向是把行为和有机生命看作是紧密相联的并且把动物作为主体来研究。
b．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第二个基本衔接区是由方法的交换来构成的。我们说得很清楚，是“交换”，因为人们将会看到这种服务是相互的。
第一，不用说，人文科学必将越来越多地应用统计方法、概率方法，以及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发展起来的抽象模式。为了说明来自自然科学的逻辑-数学结构是如何为人文科学服务的，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是众所周知的物理学与信息论二者关于熵的概念的不谋而合。乍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在热力学和语言学这两门相距如此遥远的学科间建立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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