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诸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数。注“春秋”至“而闻”。正义曰：引《春秋传》者，哀七年《左传》文。时鲁欲伐邾，孟孙不欲，诸大夫答孟孙云：“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又襄二十五年传云：“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杜预云：“涂山在寿春东北，与会稽别也。”若郑康成之意，涂山则会稽也，故注《尚书》云“禹朝群臣於会稽，执玉帛者万国”。是以张逸疑而问郑：“按《左传》‘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外传》云‘禹朝群臣於会稽，防风氏后至’，不与注相应何？”郑答云“欲明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传》、《内传》语”者，郑意以涂山、会稽为一，以诸侯为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群臣，群臣则诸侯也”。郑云“兼用《外传》、《内传》语”者，“禹朝群臣於会稽”，是《外传》语；“执玉帛者万国”，是《内传左氏》语。云“言执玉帛，则是惟谓中国耳”者，按《觐礼》诸侯享王璧以帛，是执玉帛也。按《大行人》侯、甸、男、采、卫、要，各以其服贡物，下云“九州之外谓之蕃国，各以其所贵宝为挚”，郑注贵宝，若白狼白鹿，夷狄不执玉帛，故云“执玉帛惟谓中国耳”。云“中国而言万国，则是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郑言此者，以周之大国方五百里而下，则不得有万国，故云然也。按万国之数，郑注《皋陶谟》：“尧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犹用要服之内为九州，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盖百国一师，则州十有二师，则每州千二百国也。八州九千六百国，其馀四百国在畿内。”郑又云：“百里者三，封国七有奇。所以百里三封国七者，以百里之方一，为公侯之国一；又以百里之方一，为伯七十里之国二；又以百里之方一，为子男五十里之国四。”是百里之方三封国七也。言有奇者，谓百里之方一，封七十里之国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一，为十里之方百，七十里之国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国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馀有十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计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为公侯之国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为伯七十里之国四百有奇，又以千里之方二为子男五十里之国八百，总为一千四百国。以二百国及奇馀为附庸山泽，故州有千二百国。郑云“四百国在畿内”者，以大略据子男为言，非实法也。赵商不达郑旨，而问郑云：“以《王制》论之，畿内之国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计之，又有王城关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数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颇不合。郑答之云：“三代异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尽然。尧舜之德，守在四疆，乡遂有无，无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禄者，其四百国，非采地为何？王城之大，郊关之处几何？而子责急也。此郑亦随问而答，非事实也。必知非实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图，又有山泽不封之地，何有同积鈍无空缺之处？故知略计地为四百国耳。云“禹承尧舜而然矣”者，以尧未遭洪水之前，帝德宽广，不制以法，故中国五千。禹因治水之后，德化渐大，故中国更广，而有万国。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者，王畿内五百里，又五百里外侯服，去城外五百里是一千里。又五百里甸服，是一千五百里。又五百里男服，是二千里。又五百里采服，是二千五百里。又五百里卫服，是三千里。又五百里为要服，是三千五百里。要服去王畿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此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也。按《尚书·咎繇》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当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为侯服，当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当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绥服，当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当卫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要服，与周要服相当，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故此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咎繇》注又云：“要服之弼，当其夷服，去王城当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当镇服，其弼当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为方万里也。”云“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者，以汤承於夏末，中国惟方三千里，明所因有渐，承夏末之地。上云“天子县内”，是夏末殷初，其界相似也。必知此《王制》之文以为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国与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国与禹万国数复异。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经称伯，故知大略皆据殷而言也。其天子七庙，及下杂论虞夏商周四代之制，亦兼载焉。云“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者，言复唐虞旧域，谓治水之后旧域也。按《周礼·职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蛮服则要服。是分其五服为九，以要服之内方七千里也。云“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者，按《洛诰》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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