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写出来的若干条精彩札记。《利 病书》是一部自青年迄老年陆续抄集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料 （最主要是明代） 的丛辑，由于若干年中不断增补，有时不免显得丛剉；但这是一部体现 “经世济用”精神最显著的成品，被后世人使用的幅度也大。其馀著作尚多，读者可参看王遽常《顾诗汇注》末附的 《亭林著作目录》 （该书页 1325 — 1327 ）。顾氏著作中有佚去者，有数种稿本互有出入者，有后人传抄不免 鲁鱼亥豕者，甚至个别有伪托者，故认真料理顾氏全部遗著，至今还是一桩未开工的大工程。
二
关于 《日知录》一书的写作和刻印情节，也应该在这里说一说。
大体看来，《日知录》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一面创设条目、一面 不断增殖材料精化论点、一面又不断改写 （由短段变长段、或由长段变短 段）而成的。 《日知录》的《目录题辞》说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 其有不合，时有改定”；这里未说明开始的年代。 《利病书序》说，“崇 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 （见《顾亭林诗文集》页137），是年为崇 祯 12 年、公元 1639 年，顾氏 27 岁。以此为发轫年代似乎稍嫌晚了一点， 但也只好如此了。
大概从一开始，顾氏对 《日知录》就已经有了三项内容的设计，即一、 经义，二、治道，三、博闻。所谓 “经义”，就是以新义诠释古经；所谓 “治道”，就是分析社 会经济情况，以取得社会兴隆之法；所谓 “博闻”， 就是一些非要害的辅助性知识，有时这类知识也颇有用场。从一封顾氏给 他三外甥徐元文的信里得知，写信当时， “经义”部分尚未做完，已经有 十卷之数； “治道”部分，尚须待 《实录》读完才能动手 （《诗文集》页 196 ）。这封信反映了 《日知录》写作过程中草稿形式与印本形式间的若干差距。试观原 “经义”部分未做完已超十卷，而在 8 卷本中只占三卷， 32 卷本中只占七卷的情况看来，印本是精炼过、凝缩过的。
最初抛到公众面前的，是 8 卷本。此本刻行于康熙 9 年 （ 1695 ）顾氏 58 岁之时。刻印甚精致，但内容则较最后成品为单薄，为简陋。顾氏自己 说 “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惬意” （《诗文集》页 70 ）。顾氏是十分谦虚的，他总是说 “昔日之得，不足以自矜；后日之成，不足以自限” （《诗 文集》页 29 ）。但有时，他也流露出自负的语句， “近二百年来未有此书， 则确乎可信也”。 （《诗文集》页 25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我的私 见，是指马端临。马为南宋末之人，下距顾氏约二百八、九十年，粗言之 则曰 “ 二百年”。顾氏这段话假如翻译成白话，那将是， “ 自从马端临 《文 献通考》以后，还没有过这样水平的书。”李慈铭老眼锐利，他在 《越缦 堂读书记》中写道， “ 尝谓此三十二卷中，直括得一部 《文献通考》，而 俱能自出于 《通考》之外”。为什么说 “ 出于 ?? 之外”呢？据私见所及， 是指顾氏的形式更灵活了， 《日知录》的框架小了，但内容更精深了。
康熙 34 年（公元 1695 ），顾氏逝世后 13 年，他的私淑弟子潘耒在福建建阳刻成《日知录》 32 卷本行世。 25 年前行世的 8 卷本，仅收录 140 条 （我个人 25 年前说据闻为 771 条，实误，特此订正），现在增殖为 1015 条了。后来的《日知录之馀》 4 卷，又增加了 102 条。这 102 的数字，是否 应该和 1015 条的数字加到一起呢？经慎重考虑，是不应该。理由是，假如我们拿初稿、二稿、三稿等平列在一起成为若干条的话，将产生严重的统 计重复现象。故我们仅考虑黄侃 《校记》中增益的两条，获致结论说。《日 知录》成型条段，总不超出 1020 条之数。
顾氏写这么一千多条的目的何在呢？顾氏自己说“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 （ 《蒋山■残稿·与人书》，见 《诗文集》页 104 ）在此，见出顾氏较黄梨州氏更为诡谲。黄氏 著 《明夷待访录》，其 《题辞》云，“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由此遭到多人的置疑，谓梨洲晚年有出仕满清之志。顾氏虽知其一己在 《日知录》中所论，“同于 （梨洲）先生者十之六、七”。（《诗文集》页246 ）但顾氏思想更为周密，他说，我的这些 “道道”是仅仅提供复明运动成功后的人们参考的，不是提供当今康熙爷及其臣僚们参考的，所 以 “大胆怀疑”的酸溜溜的人们，就只能怀疑梨洲而不怀疑亭林了。
三
现在，我们应该触及到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顾氏当年是 存了什么心、立了什么意 ，要写出像现在模样的 《日知录》来 呢？关于这个问题， 不可能考证，因为顾氏未留下这方面的资料；只能进行揣度；这揣度，又 只可能是合乎事理逻辑的揣度，不然，便不可能取信于读者，或者说，不能把读者说服。 我现在说，当年顾氏存的心、立的意，是对传统史书所存在的 局限 和 缺陷 ，企图进行弥补。为此，我底下的一大片构思出来的话，只能从传统 史书的局限和缺陷说起。 无容否认，历代史书是有局限和缺陷的。这也就是说，任何一部史书， 对还原其历史的真实形貌来说，都是有距离的。历代史书，总是一方面还 原了一些真实形貌，另方面又疏漏了、乖离了一些真实形貌。这就是后代 史家需要不断加工的客观根据之所在。
以上所说的局限和缺陷，计包括实质性的局限和缺陷，又包括从形式方面产生的局限和缺陷。前者指，在史料方面原本就存在着短缺，其中一些即便后人使尽生平气力也补不过来的。在史论方面也往往存在偏见，有时偏见很多很重，当时的发议论者或者感到是公道的、合理的，可是后世人的观点不知不觉又变迁了许多、宏观了许多，感到原来的议论不够公道、 不够合理，这就需要来重新论定。
形式方面带来的局限，就更明显了。自然，任何形式问题说来说去，总不免与实质问题又纠缠到一起。但为了保持逻辑脉络的清晰，不能不专就形式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来立论。这里我们所指，是说任何史书总脱不掉 要凭借一定的形式而表现出来，譬如像史学史中所经常罗列的什么编年 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 “通”体，等等。须知，古人创发这些“体”（即形式），都是煞费了苦心的，因而是值得后人尊敬的，但这只是问题 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不管古人煞费了多少心思，局限和缺陷又总是 不可避免、不可排除的。
具体来说，譬如 “编年体”，以很古老的 《春秋》及与之相辅的 《左 传》、以及更晚出的 《资治通鉴》来说，时间年月的眉目是比较清爽了 （当然仍不排除有误差）；但在人物形象和事件节奏方面，就每每露出不足。《左传》的作者似乎有鉴及此，就进行 事件的重点描写以资弥补，特别对于战役 （如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鞌之战等），特意增加了超乎寻常的文字 段落，这实际上已经暗示史书中对 “纪事本末”体裁的客观需要了。但反 过来说， “纪事本末”体的局限就更大，把一桩桩重大历史事件写的像一 座座孤岛，必须对编年体史书相当娴熟的人方可在脑际将这些事件串联在 一起，而在寻常读者中能这么串联起来的人怕不是很多的。因此，史实的 总体观念从 “本末”中怕还是不容易获取的。
再譬如“纪传体”这是 “二十四史”（或云“二十五史”）的传统形 式。由太史公司马迁创发，后世史家源源相随。但是，“纪传体”史书的 局限和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本纪”，实际上是皇帝们统治 时期的大事纪，在太史公笔下尚可游刃有馀，到后世史家手里，就成了干巴巴的政 事排比堆了。重大事纪，每每缺乏重点的纪述；对重要帝王和大臣，也每 每缺乏重点的描绘。好皇帝和坏皇帝间无大差别，清官与贪官也只平列杂 厕在一起。有人会说，在“本纪”里找不到的，你到“列传”和“志”（“书”）中去找寻补充嘛。但我们回答说，这种补充，有时可以找到，有时找不到。 并且一个人、一件事，假如我们把它的有关资料分为若干片断，按照写作 人当时的心情和手法，这里塞一点，那里塞一点，组织到各不相谋的“纪”、“传”、“志”、“书”中去，这对后世读史人造成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我们说，除开一些特具考据癖的人之外，很少读者会做到这边查一查、那边对一对，最终把事情凑成一个完整的团块的。这就是“纪传体”史书局 限性之所在。
再说“通”体。我所谓“通”体，是指以“三通”（《通典》、《通 志》、《通考》为代表的、以“事项”作为划分标准的、上下古今通起 来的大型史书。所谓“事项”，是指譬如田土、赋役、财政、税收、兵务、 漕运、边境少数民族等。对这些大事项的编写，自然也脱不掉年月、人物、山川、州县等的叙述，但其总目标是写 “事项”的。专写“事项”，绝对 有必要。但往细处说，就不免粗了许多。在情节方面，它不可能面面俱到。
由上所述，就必然追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上来，即逻辑的划分和分类 的必要及其局限性问题。具体地说，任何人进行任何种科学研究，都摆不脱对研究对象进行划分和分类的这道工序。但从另方面说，任何的划分和 分类又都是有局限的，宇宙事物就有那么一部分似乎可以划到这一类、又 似乎可以划到那一类，但又划到这一类中不合适、划到那一类中又不合适 的情节。这应用到史学形式的问题上，像“编年体”、“纪传体”、“本末体”、“通”体，就都是划分和分类的后果。这些划分和分类，缔造了很多方便。但也遗留下了诸如上述的若干局限与缺陷。
有局限与缺陷，就需要弥补。怎样弥补？想来，这样问题在后世史家的脑际一定是多次盘算过的。有些弥补方式，看起来已经不宜于采用，或者不宜于多次地采用了。例如，重新写一部；新的一部往往克服了某些旧的一部中的缺陷，但同时又往往丧失了旧的一部中的某些优越性。观《新唐书》之于《旧唐书》、《新元史》之于《元史》，便可体会出来。即便 重写一部 “通”体，也不是太需要了。后来的皇家，集中一些编修们一部 一部地泡制，效果也不见得好，只不过显示某位皇帝老子的稽古右文罢了。 为今之计，只有寻觅小专题去做。顾炎武采用的，正是这个方法。但采用 这种方法也并不简单易行，因为这样做并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出成绩的，这 里必须独具只眼；而这种独具只眼，又并不是凭白无故产生出来的，它是 在饱读群书之后，经过审问、深思、明辨的精确化历程，才能获得的。《日 知录》作者顾炎武，正是在历炼了如上历程之后，才存心立意来写《日知录》的。
我设想，当年的顾氏是一定发现了如下的一些情况的。第一、过去的 史家和史书，还有许多不曾留意过、处理过的一大堆问题，需要后世的史 家和史书重新拾起来料理。第二、有许多问题，过去的史家和史书并不是 不曾接触过，接触是接触了的，但一晃就过了。特别在断代史中，更表现 为各说各的，碰不到一块。如宦官，唐说唐的宦官，宋说宋的宦官，明说 明宦官，在整个中国封建史上，宦官起一种什么样的总作用，有什么多样性，没有谁归纳、梳理。再如中央政府首脑部，汉是一个样子，唐是一个样子，宋又是一个样子，明又是一个样子，万变不离其宗，专制主义一直在强化。假如我们从史料堆中，把这里一点点，那里一点点，这里一小堆，那里一小堆，凑成一块，联系起来看，那将不仅仅是量的增加，而是质的 移行了。连看法都会改变。第三、过去的史家和史书中，不排除有错误。有时，错误还很多，很大。就像《史记》，一方面我们崇拜它，崇拜它在 规模、体制和文笔方面的始创性；但另一方面，《史记》的荒谬、舛误 之 处，又何只一处两处！ 《史记》尚且如此，其他史书又遑足论！因此，订 正和矫正，就成为后世史家的先天责任之一。清中叶考据之学兴盛，部分根源即在于此。但要订正一件事，矫正一桩谬误，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掌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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