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混乱乱——回想起来。我所能记得起来的一切就是这样。报纸记者提出问题——要求作次访问——大批大批的信件和电报——由葛莉娜加以处理——
头一件真正使人吃惊的事，便是爱丽的家人，并不像我们所料想的，都在美国。我发现大部分人实际上都在英国时，着实是吃了一惊。或许，可以了解可端是这样，她是一位极其安定不了的女人，一向都是在欧洲匆忙地来来去去——去意大利，赴巴黎，上伦敦，又重回美国——到棕榈滩，出西部到牧场；这里，那里，每一处地方都有。爱丽去世的那一天，她在离住宅不到八十公里远，依然在随着自己的一时兴起，要在英国有幢房屋。她匆忙到伦敦待了两三天，到新的房产经纪人那里，检视新的式样，就在那一天，在乡间看了五六处房屋。
原来，劳斯坦也坐同一架飞机到伦敦来参加一次业务会议。这些人知道了爱丽的死讯，倒不是从拍到美国去的电报上面知道的，而是从报纸上。
爱丽该安葬在什么地方，引起了一场丑恶的争执；我所采取的态度，她要安葬在逝世的这里——这儿也是她和我生活的地方，该是天经地义的。
可是爱丽的家人激烈反对，他们要把尸体立刻就运到美国去，下葬在她的祖先坟地——她的爷爷、父親、母親，以及安息了的其他人的坟地里。人要是这么想，我认为这也真的是自然而然的事。
厉安德来和我谈这件事，说得很有道理。
“她从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该埋葬在什么地方。”他向我指出这一点。
“她为什么要那么做，”我气愤地反问：“她多大了？——才二十一岁。你二十一岁时不会想到就会要死吧，也不会想到自己要安葬的途径吧。假如我们曾经想到过这件事，便可以断定：我们不是同年同月生，但也会在什么地方安葬在一起。可是谁在一生的中途想到过死呢？”
“非常正当的观察，”厉先生说道，然后他又说了：“我怕你也不得不去美国吧，你知道的，那里很多业务上的利益，非得你去处理一下不可。”
“是什么方式的业务？我为了什么业务，一定得到那里去？”
“你要处理的业务多着啦，”他说：“难道你不知道自己是遗嘱中主要的受益人吗？”
“你意思是说，因为我是爱丽最近的親人或者什么吗？”
“不是我，而是她的遗嘱里。”
“我并不知道她立过遗嘱呀！”
“呵，立了，”厉安德先生说：“爱丽是个实事求是的年轻女性，你知道的，她非如此不可，因为自小生长在这种事情中间的缘故。她成了年，几乎就在结婚后，立刻立了一份遗嘱，寄放在伦敦她的律师那里，要求送了一份副本给我。”他迟疑了一下，这才说道：“如果你真到美国来，我向你建议－－我也是这么想，你应该把自己的很多事，交给那里一些信誉卓著的律师去办。”
“为什么？”
“因为在这种大宗财富，宠大房地产、股票、各种工业中统制股权的情形下，你就会需要技术上的意见了。”
“我不够资格处理这样儿的事情，”我说：“说真格的，我不够资格。”
“我完全了解。”厉先生说。
“我不能把整个事情托付给你吗？”
“你也可以这么做。”
“这个，那么，我为什么不这么办呢？”
“然而，我想你还得找个人做代表。我业已为这一家的一些成员代理了，也许会引起利益上的冲突。如果你交由我处理的话，再有了一位很有能力的律师做代表，我会使你的利益受到安全保障。”
“谢谢你，”我说：“你真是太好了。”
“如果我略略有点儿轻率的话－－”他的神色有点不自在——想到厉安德也会轻率，使我很高兴。
“怎么样？”我说。
“我要建议你对任何要签字的东西，都要非常谨慎。任何业务上的文件；在签以前，一定得彻彻底底小小心心看过。”
“你所说的文件种类，也就是我一定得看的吗？”
“假如你并不完全明了，你就可以把它交给自己的法律顾问。”
“你是在警告我对付什么人吗？”我说，兴趣一下子就引起来了。
“要我回答，那可根本不是个恰当的问题，”厉安德说道：“我只能到此为止。只要是涉及大宗钱财的地方，最好谁也不要相信。”
原来他在警告我对付什么人了，不过却不打算把名字告诉我听，这我看得出来．对付可瑞吗？或者，他已经猜疑——或许好久以来就猜疑——劳斯坦吗？那个浮华俗气的银行家，这么和蔼、这么有钱、这么快活，最近会到这里来“为了业务”吗？也许是博南克姑父带了貌似有理的文件来接近我吧？我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形象，一个可怜与无辜的笨蛋，在湖里游泳，四周都是不怀好意的鳄鱼，全都是一副親睦的假笑。
“这个世界，”厉先生说：“是处非常罪恶的地方。”
要说出来，或许是件蠢事，可是我却突如其来地问了这个问题。
“爱丽死了对谁有好处？”我问道。
他眼光锐利地望着我。
“这可是一个十分好奇的问题嘛，为什么你要问这个？”
“我不知道，”我说：“只是刚刚想起罢了。”
“对你有好处呀。”他说。
“当然啦，”我说：“我认为理所当然，刚才我说的真正意思是——对任何别的人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