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学童不是别人，就是中山先生！他看见许多海盗呼啸而逸之后，不一会便听见失主的怨声，说他许多年在外得着的心血金钱，想带回来为家族及乡村谋利益的，都一劫而空了。倘在外国有法律的保护，何至于此！这位幼小的旁观者听了就自己思索道：为什么这位侨商冒了生命的危险用诚实赚来的金钱，外国允许他带回来的，在中国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他这样想，更坚决的要到外国去看看外国的方法。
当先生十二三岁的时候，翠亨村上住有三个弟兄，家境本来很穷，后来因为勤俭坚忍，渐成巨富。他们家里有很好的花园，因为他们和孙家很亲热，彼此有来往，又因中山先生天性爱好自然，所以在课余工余的时候，常到这个花园里去玩玩，倒也觉得兴趣非常浓厚。
有一天，他正在这个花园里面玩得很有趣味，忽然听见外面起了一阵吵闹，从一片喧哗声中，闯进几十个很凶狠的兵，带着枪刀，和许多衙役，拥着好像强盗一样的官吏。他们分一部分人把三个弟兄拖出，加上脚镣手铐，捉了去；又分一部分人占据了他们的房屋。这种贪官污吏，以莫须有之事，强加之于这三位弟兄，这是全村的人都知道的。结果这三位弟兄，竟有一个照海盗办法，押往广州斩决，还有两个下狱。全村的人都知道官吏的诬陷，目的全在掠夺三人的财产，都非常愤恨；但都不过私下愤恨，有那一个敢公然出来抱不平呢？
在这种“公道不彰”“暗无天日”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其中却有一位还在“村塾”里面读《三字经》的童子，居然决意起来“仗义执言”了！
他仗了一鼓勇气，挺身而出，再奔进三位弟兄的花园里面去，有一个官吏问他道：“你来干什么？”这位童子很直率的答他：“我到三个弟兄的花园里来。这是他们的花园；他们是我家的朋友；我来玩玩他们的花园。”这个官吏听了这几句话，大怒道：“你说什么话？”这位童子仍毅然的回答说：“我说我来玩玩我的朋友的花园。他们待我家是很好的，这个花园是他们的，他们也当然可以赏玩的。你们为什么把他们捉去？为什么把他们上镣加铐？为什么杀了一个弟兄？为什么把他们关在狱里？”这童子说的时候，真是“怨愤填膺”“声色俱厉”！那个官吏最初那里把这个童子放在眼里，现在听了这一番话，更勃然大怒道：“好！我要教导你怎样赏玩你朋友的花园！”说了这话，就很凶猛的拿刀来刺他，这童子见他有刀，急避出向家里跑。到家之后，他自想对于这桩不公平的事，敢于“提出抗议”，心里很是高兴。
我们在此等处，已可窥见中山先生“不畏强御”的“浩然正气”。就是后来他目击中国之受人侵掠，毅然起来努力革命，也何尝不是这种“浩然正气”的扩充作用？
先生与恶势力抵抗的品性，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已随处流露，上面所述“幼时的抱不平”，已可想见他“不畏强御”的气概。此外他在家里，因反对他的母亲替他姊姊缠足，一个小孩子便和一个老太太大大的辩论了好几次，虽然他母亲多方的解释，他总是大不赞成；当时翠亨村里有三家蓄了婢女，被这位“小革命家”知道了，也大胆的对村中的顽固父老大发其“不平鸣”，使得那般老先生们惊骇得了不得！
现在我们谈起反对缠足，谈起反对蓄婢，大家当然以为“老生常谈”，有什么希奇；不过我们要晓得在四五十年前的中国，缠足是上等妇女的标志，蓄婢是上等人家的排场，都是社会上视为尊荣的事情。在这种无上势力的社会环境下，一位无知无识的，在村塾里念着“人之初，性本善”的十二三岁的童子，知道提出抗议，真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情。
但是先生的革命性格虽若天成，他此时终究是村塾里的一个学生，这个村塾是顽固已极，对他简直没有什么补益的地方。幸而他十四岁的时候，有了远离家乡的机会，使他能和外界的“新空气”接触。
他的两位老叔，因往美国采金而身亡海外，从前已经说过，因此家里对于“出洋”这件事，是极力反对。后来先生的老兄（名眉，号德彰）用了不少计划，排除家庭的阻力，往檀香山经商，这是先生出洋的先锋。后来他老兄回家乡来看看，先生就很热烈的要跟他同去，父母总是不许。但是先生的志愿并不因此中废，后来他老兄有一位同事回乡，他又用全副精神去说动父母，费了许多心计，说了许多话，最后居然得了他们的允许，达到他的乘风破浪的宏愿。这是先生第一次的远离家乡，跳出了翠亨的顽旧“村塾”。
先生十四岁的时候，第一次远离家乡，孤身随着他阿兄的一位同事到檀香山去。先在他阿兄在那里开的一爿商店里面学生意，学习记帐珠算，很肯刻苦。不久想学习英文，作为求得新知识的基础，幸而获得他阿兄的允许，把他送入檀香山一个教会学校。于是自十四岁至十六岁便是先生在檀香山教会学校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面，也有几件事值得我们注意。
他初进学校的开始十天里头，因为英文一点不懂，教师是直接用英文教的，只得叫他坐着观看了十天。他在这十天里面好像一个哑子。但是他却十分用心，十天以后，便有很迅速的进步，觉得学习英文并不困难。可见无论什么学问，最初不懂不要紧，最怕的是不肯学。
他那个时候虽在学习方面渐渐的容易起来，但是又有一件事来恼他。当时他还拖着发辫，有许多同学便去拉住他的辫子，侮弄他。他其初忍耐了好久，后来忍无可忍，遇着这种侮弄，竟和他们公然开战，侮弄他的同学都敌不过他，以后对他便不敢无礼。咳！天下讲公理，真要有点实力作后盾，现在我们中国受外侮到了这种田地，倘非力求自强，仅仅用公理的空话办交涉，为效也就有限。
他在校里对于各种学科都很用功，所以成绩很好，尤其是他的英文，他在这个学校读了三年毕业，毕业的时候（时年十六岁），他英文考得第一。夏威夷王特地亲手给他奖品，此时先生已替中国争光荣。
他十六岁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又助他阿兄经营商业半年，然后又入圣路易学校肄业一学期。当时因他阿兄是守旧的人，以为他所受的外国教育，为他自己利益起见，已经足够，再读下去，怕他“外国化”，反而有害，所以决意送他回到家乡去。于是先生十七岁的时候，不得不由檀香山回里，但是已经成了一个新人物。
先生在檀香山求学到十七岁。他的守旧阿兄怕他受“外国化”的危险，叫他回乡。他在村塾时候，已觉得前清官吏的腐败；他这次回乡，先到香港，由香港改乘中国沙船往翠亨，途中又目击前清官吏厘捐勒索的凶狠，更觉痛心于中国政治的黑暗。于是十七岁在家乡虽家居了一年，却到处宣传清廷政治的腐败情形。他当时的惊人议论和反抗态度，虽使得翠亨村的人吓得发呆；不过这个小村和外界很少联络，在政治上还占不到什么重要位置，否则这位“幼年革命家”已难免有“生命之忧”了！
但是这个小村终究容他不下。所以容他不下的理由，并不在他的改良政治的鼓吹方面，却在他的破除迷信的举动。
他深信迷信是愚昧，是使人害怕的恶魔，这种恶魔便是退化的根据。所以有一天他到一个菩萨庙里去，看见许多人“若崩厥角”的向神像大拜而特拜，他却当众把神像的木手拉断一只，对大众说，这个菩萨老爷的尊手被他这样糟蹋，还不能帮助自己，不能反抗，还有什么能力保护全村！许多人都吓得逃走，于是他的这种行为便震动了全村，全村的人都怒他造了大孽，以为这样一来，要使他们遭殃，于是都要驱逐他出村而后安心。先生的父亲虽爱子情切，对于这事却也很觉伤心，而且因为要平村中父老的气，不得不被迫令先生离乡。先生因此受迫离乡，决往入香港的皇家学校。
一个人过着舒服的日子，反而易犯得过且过的“暮气”生涯；受了利害的刺激，反易向前奋斗。即如这件被迫离乡的事，在当时孙氏家人和翠亨村中人，那一个不以为不幸，但是我们却以为这正是使手造民国的领袖跳出顽固环境而趋入光明之途的无上机会。
先生十八岁因渎神被迫离乡，到香港入英人所立的皇家学校。他所处的香港环境，已使他觉悟到英人虎视中国之可危；二十岁在皇家学校毕业，适遇中法战败。清廷与法议和，订越南新约十条。当时先生已极热心国事，目击国事日非，深觉帝国主义之压迫中国日甚一日，认定欲御外侮，先须自强；欲求自强，先须倾覆腐败的满清而建立民国。于是一个方才二十岁的青年学生，已把解放全中国民族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
先生既在二十岁时候，决志倾覆清廷，创造民国，便想先定一业以为将来入世之媒，作长时期从事革命的护身符。最后他决定入广州博济医学校。他为革命起见，本想进海军或陆军，但当时都苦于没有机会。又想做法律家，因当时中国还没有法律学校而作罢。他所以选定医业，也因为当时中国新医术不讲究，他可藉此革新中国的医术，并藉以暗中进行革命事业。
人的进德修业，靠有良师益友；至欲发展抱负以成事业，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决不可少的。先生在广州博济医学校虽仅一年，即于同学中赏识侠士郑弼臣。先生觉得这个人豪侠尚义，交游很广，于是稍与相交之后，就和他谈革命，弼臣一闻悦服，并说他曾经投入会党，倘他日有事，可罗致会党以听指挥。
先生在广州学医仅一年，听见香港有英文医校，学课较优，地方亦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就到香港医校肄业。于是先生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七岁的五年间，一面肄业于这个医校，一面于学课余暇，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鼓吹其革命。当时相信的只有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陆皓东几个人，其他交游听见先生的言论，无不视为大逆不道，以为中风病狂，避之若蛇蝎。港澳的戚友交游，呼先生和陈，尤，杨为四寇，没有敢和他们亲近。处在这冷酷的环境之下，非有十分的毅力胆识没有不裹足不前的。有了这种奋斗的精神，才配得上“先觉”这两个字。
我们追想中山先生伦敦被难时候，他的老师英人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ontlie）竭尽心力不辞劳瘁的营救，不由得肃然起敬，以为这位老博士之待其弟子情谊笃厚，也足以表示先生平日对于教师的敬爱，所谓“相得益彰”，很足以振励目今之浇薄的人心风俗。往往出了校门，师生好像就不相识。
先是一八九五年（民国前十七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先生广州举义失败（此为第一次的失败，时先生三十岁），往檀香山，一日在市中忽遇他在香港学校肄业时的老师康德黎博士和他的夫人，握手言欢，才晓得他们夫妇回国道经此地，因舟停而上岸浏览风景。先生就陪他们乘车同游，殷勤招待，游毕亲自送他们登舟，尽欢而别。当时先生那里料得到他所殷勤招待的老师，就是他次年在伦敦的救命恩人。
先生于一八九六年到伦敦，不久便被清廷驻英使馆诱拘，欲私送回国受刑，先生贿侍者投书康德黎。康得信的时候，已在十月十七号的夜里十一点钟。时虽深夜，因恐营救无及，即急起检查英使馆参赞马凯尼的地址。（按马系英人，做中国在英使馆的参赞，陷拘先生就是他的主谋，康尚不知。）既得地址，即匆匆出门，驰往求见。马已他避，康即驰车至“梅尔蓬巷”警署，以先生被拘事呈诉于值日警监。又至“苏格兰场”的警署，呈诉侦探长，请他设法，无奈当时中国在英使馆对此事力守秘密，警署对康氏所诉，颇觉难以置信，竟说此事关系重大，非他所能主持云云以塞责。所以康氏往返奔走到夜一点半钟以后，还是毫无头绪，他的着急情形，可想而知。第二天一清早康氏就奔至“甘星敦”就商于一友，意欲往见当时住在伦敦的中国某税务司，乞他以私情晋谒中国公使，告以私捕人犯之事，殊属非理。他的朋友不以此策为然，他老先生又白跑了一趟。
他又赶紧往访孟生博士（也是先生在香港医校时的教师），共同想法援救。时适接到先生在使馆的侍者送来的亲笔信，并问知马凯尼也是阴谋者之一人，觉得这事更难办。但是他仍旧奋勇进行，不肯放弃。一面拿两张名片交侍者带回以安中山先生的心，一面又往警署求侦探长设法，仍不得要领。两位老博士既出警署，又熟筹良策，决赴外交部，是日适为星期日，部中人告以下午五点钟再来，可由值日官吏接见。如期再往，虽蒙接见，初则对于两老陈诉之辞，疑信参半，既而竟说本日适值星期日，无法可设，当于次日转达上官云云。两博士无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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