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也通过他需要的经费。蒙茅兹的叛变亦迅速削平。詹姆士踌躇满志的时候，刚愎自用，缺乏耐性的真性格至此表现出来。防制政府任意逮捕人民的人身保护法案（habeascorpusact），在查理二世末年通过成为法律，新国王则有意将之废除。议会不合作，他则将之解散。最大的问题则是詹姆士滥用豁免权（dispensingpower）废除宣誓法案。国王本来有豁免权，可以施用于一人一时一事。詹姆士则将此权力置于信教自由令内颁布，广泛的使不奉英格兰教会膜拜仪式的人，立时释去法律上的限制。在我们今日看来，这种举动良堪钦佩。可是在17世纪，清教徒与主教团争斗的记忆犹新，国王这种举动只使才稍平静的波澜再被掀起。并且他用这种办法来提高天主教徒的地位，更使新教教徒在彼此龃龉冲突之中产生一种外来威胁之感。詹姆士以天主教徒为爱尔兰总督和海军总司令。另外一个不奉英格兰教会崇拜仪式之人物则任伦敦塔（toweroflondon）总管，掌握着监狱和兵器。因为商业之展开，国王之税收也有扩充。詹姆士即用这笔财源支持常备军30000人。对反对派来说，这更是一重威胁。
詹姆士有女二人，都信奉新教，长女玛丽嫁于荷兰国家总督（详第三章）威廉三世，威廉的母親则是被弑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之女。因之威廉与玛丽都有继承英国王位之可能。1588年英国反对国王之人士邀请威廉来此邦干政。所以光荣革命（glori－ousrevolution）即始于女婿推翻岳翁，也是外甥清算舅父。威廉率兵15000在英国西南端登陆，英军无意抵抗，詹姆士在年底之前仓皇出走，从此流寓海外。1689年初，议会公布国王自动退位，威廉与玛丽为继任之国王与王后。
詹姆士出走之前，众叛親离。邱吉尔之祖先约翰·邱吉尔年幼时为詹姆士的侍从，因国王一手提拔，壮年建立军功，这时候也归附威廉。国王之次女，则从父親的势力范围内自动逃入姊夫所占领的地区。国王之出走，经过两次，第一次他已化装乘小船准备出海，但是潮水不济，被沿海渔人拥送登岸回伦敦。他再次出走前夕，宫殿已在威廉之荷兰部队看管之下。最后他乘小渔船出海，曾在港口逗留6日，却没有人留难他。
这些琐碎情事，与资本主义之发展有何关系？
它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这些事迹证明英国已无法滞留为一个朝代国家，詹姆士在两次出走之间回伦敦，使效忠于他的义务人士感到窘迫。如果国王不决心自动退位，而准备决最后之一战，则他们也不能置身事外，因为非如此则对传统的忠君观念无所交代。但这些人却又无意于国王回宫之日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效命勤王。原因是英国已慢慢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在情绪上和伦理上都已丧失仿效46年前他们的祖先毁家纾难去追随查理一世的壮志与赤心。这当中的不同，并不是全由资本主义之展开，却又不能与资本主义之展开无关。
事实上，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在位期间，英国的政党已开始崭露头角。初时并没有明确的政党宗旨，也没有确定党员的资格与出身，或者表扬他们的权力与义务，而且最初“党”之一字，也真像在中国传统政治里一样，“小人有党”，纯粹是骂人的名词。当时既有一些朝臣政客社会名流经常聚首，对一人一时一事有了逐渐较规律的看法，反对他们的人则以党称之。起先，查理末年准备在议会通过法案，不让詹姆士嗣位者，称为辉格党（whigs）。而维护詹姆士支持国王及教会传统体制者为托利党（tories）。1688年之革命固然以辉格党为主体，也有托利党人士支持，才能产生一种不流血的革命。1689年以后辉格党更采取主动，在各地区市镇分别增强其实力。时间愈进展，两党的性格愈趋显明。辉格党代表大地主及新兴商业之利益，托利党代表各处乡绅及英格兰教会之利益。前者以伦敦为中心，后者较具内地色彩。再经过几度沧桑，前者成为自由党，后者演化而成保守党。
为什么半个世纪之前类似之争执会演成兵戈相见，而且参加战役的主要人物如克伦威尔最初还不知所为何来，而半个世纪之后，则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虽说最先仍掺杂了不少暗杀和疑案的成分，以后才能奠定而为政党政治？
本书已前后约略的讲到社会在大动乱之后变质，现在我们提出历史上的事例作为证据之前，先勾画一个理论上的轮廓：
大凡任何宗教，对个人的经济生活都有一种收束紧缩的作用，如摩西十诫。社会愈单纯，其警戒检束的作用愈直接而有效。陶尼曾说：
一个以农民组成的社会，其宗教可能单纯一致，因为它的经济安排简单雷同，它已经有了一个单纯一致的形态。一个多面的商业社会则需要能向不同的源流之中吸收各种因素。这些不同的因素同时也需要自由的朝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发展——在这时期之中（他说的是17世纪的英国）其发展也就是维持它们的宗教方式。倘非如此，这社会就无法避免经常的摩擦与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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