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下环境之事物，有意受自然力量之感召（亦即在日常生活之中尽量接受自然法则[lawofnature]），不沉湎于抽象观念的习惯，不可能与日本人经常在技术工作中表现精研独到的能力及各人行动易于协调没有关系。第二，日本因为受外界的军事威胁少，无需中国型的中央集权及庞大无比的官僚组织，而能让封建制度绵延至19世纪后期。一般观念认为几封建必落后。殊不知封建体制之内，最有效之政府为地方政府。经过长期人文演进之后（如交通通信进步、印刷术广泛推行、识字率增高），日本下层结构之组织日趋绵密紧凑，私人事业中渗入公众道德的精神，这种潜在的力量，与中国官僚主义之注重外表冠冕堂皇，完全相反。第三，吸收外界之专长，为所有民族国家应有之共通性格。中国曾不断地吸收外界宗教思想、建筑设计、食物乐器、战法工具，而最近一个世纪尚及于法律政府、科学技术、服饰言语。即欧美各国何尝不如此。以此类推，我们无法断言模仿是日本人独有之专长。只因日本为重洋遮隔，吸收外界文物时有突然性、有全面性、有时发展而为举国一致的运动，容易被指责而已。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整个国家与社会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其快速的成功，在东亚地区产生了一种组织上及实力上高度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凡被波及之国家，连日本在内，都已付出相当代价。历史的教训，使我们觉得自负种族优越或无端予人以自卑感，同有导致战祸的危险。而且从日本进入资本主义体制的史实看来，上段所述的三种发展，同有对这运动赋予有利条件的趋势。确实能掌握此种有利的条件而将之发扬光大，是日本人民之成就。但这不足以支持人种优越说。我们与其赞扬日本人生理上之特长，不如归功于日本之地理环境。在检讨日本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本书采取如是立场。
日本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可以1868年作分水岭。可是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的因素已在几百年前产生。日本三井财系的原始组织，开始于17世纪初期，事在中国明朝末年，最初以酿酒起家，于德川时代开始“吴服店”（绸缎铺），1680年间开始经营银行业，早于英伦银行之成立（1694）约10年。兹后专替幕府担任出纳汇款事务，维新时参加倒幕运动，放贷于帝国之新政府，与三菱、住友、安田同为“财阀”中的台柱。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使私人资本在公众事业中占有特殊比重，则日本财阀在明治维新前后已将这种特性充分发挥；而且源远流长，不待外间示范，早已在历史上长期立足。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则日本财团如三井者不能说没有在幕后产生牵制的作用，而且维新志士中的佼佼者，如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同出于长州藩，日后被指责代表三井利益。如此说来，要是资本主义可以“萌芽”，则理想上培植嫩苗之暖房不在西欧，尤其不可能在官僚主义充塞的中国，而只有在“锁国”江户时代的日本，才算最为适切。
日本的封建时代，经过三个阶段：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这三个段落之间也各有过渡时期，每一段落由一家系继承“征夷大将军”的名号。其所辖“幕府”，为实际中央政府。幕府之组织，在各世纪中大同小异，只是这三个阶段日本的社会却有大距离之差别。每一阶段历时约两个半世纪，有似中国之朝代。此时日本天皇驻跸于京都，不仅毫无实权，而且与其公卿同样生活艰苦。一位现代学者曾指出：“天皇实在是一个贫弱的小大名。”（大名的意义下详。）中国明朝接受室町幕府进贡时，即称其将军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后来万历帝拟与丰臣秀吉言和时，也准备封之为“日本国王”（可是秀吉只称“关白”，有摄政之意，而未就将军职），因其为实际的政治首脑。
江户即今日之东京，其幕府创始人及第一任将军为德川家康。他继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之后，以武力统一日本，于1603年任征夷大将军之职，及至明治维新，第15任将军庆喜“大政奉还”，德川一家统治日本达265年。
德川氏之封建组织以幕府直接掌握日本中心地带，占全国约1／5的地区，是为“天领”，包括所有重要城市如江户、京都、大贩、长崎。其他地区，划分为“藩”，配给封建诸侯，其爵禄以境内产米计，凡10000石以上者称为“大名”，最大之大名前田氏，领地逾100万石。江户幕府初创时，共有大名295人，（以后减至265），各大名之职位世袭。幕府在其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以削藩、新增大名、增减领地，也可以命令大名迁徙，但是这种情形只及于中枢之藩。德川家康统一全国时，有一部分大名早已存在，他们迫于环境，称臣纳贡，但是意态犹离，这些持观望态度之藩主，被认为有敌视态度，多配于边区远处。日后倒幕运动展开时，出力最多之藩为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均在西南。
江户幕府对日本历史最大的贡献，为其保持长期和平。自1636年施行“锁国政策”后，日本人不许航海外渡，在海外之日本人不许回国，违者判死刑。外来船只仅限中国及荷兰籍（日本此时禁基督教，荷兰人承允不作传教工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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