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伎俩巧为尝试乎？此在诸科道尚属不可，况该御史之在军机行走者乎？今岁恩科会试，已属格外旷典，臣子得与文衡，已可云宠荣逾分，而更欲为宗戚幸中，是于不知足之中又加甚焉。号称读书者宜如是乎？于政体、官方、士习，均有关系，眭朝栋革职不足蔽其辜，著拿交刑部治罪。
二十八年九月初十日谕：御史戈涛奏称“所奏事件，未经领到原折，而刑部业已纷传，必系刑部司员之在军机者，预为透漏”一折，当交军机大臣查奏。今据军机大臣查明“戈涛条陈二折俱系发交刑部办理事件，即于本日传钞，随本报发回。朱批原折向应存贮军机处，年底汇缴，例不给还”等语。此事原属照例办理，尚无透漏之处，戈涛以未接到朱批原折，故为此奏。但军机司员，向于本部堂官及相好戚友中预通消息，亦不能保其必无，从前即曾有因此获罪者。该司员等益当痛加儆戒，不得因此次查无情弊，遂罔知顾忌。设将来果有徇私泄漏等事，一经查出，必严加惩治，决不稍为宽贷也。
三十年闰二月二十六日谕：向来军机大臣寄信谕旨，该督等覆奏时，止称接准廷寄，并不书写承旨衔名，于体制殊未允协。嗣后各省督抚等，接准军机大臣遵旨寄信传谕有应具折覆奏者，俱著将寄信内所开承旨人名一一开写，不得但称廷寄及军机处字样。可于奏事之便，传谕各督抚，一体通传应行奏事之各该衙门遵、照。
三十一年四月十一日谕：前据常钧条奏，外省奏折交兵部钤用印信，以昭慎重，经部议覆准行。但印信存贮部署，往返钤用，日费马力，殊属烦琐。且交发奏折，即系原赍差弁祗领，向来亦未闻有滋弊之事。嗣后该部预将印花存贮军机处备用，所有临时钤印之处，不必行。
四十一年九月十八日谕：户部堂官在内廷行走者多，该部事务殷繁，不可无人坐办。袁守侗虽在军机处行走，著每日到署专办户部事务，遇朕至圆明园之日，不必随往。其丰升额、福康安、梁国治、和坤并著每日输流一人到署办事。四十九年口月口日谕：各省督抚年终汇奏事件，向由军机处将有无迟延遗漏查明具奏，原以专责成而重考核。但该督抚等奏报发抄后，各部院不过照常汇题，存案备查，而军机处名为汇总，实不过循例奏明，仍属具文，于核实办公之道，均属未协。即如各省拿获命盗各案已未结数目，及盗窃案已未缉获，记功记过名款，该督抚等均于年终汇奏一次。此等案件，如果事隔数十年，实在无从督缉，竟应查明酌与开除，以清尘案，其余未结、未获各款，自应分别定以处分，庶承缉之员，自顾考成，俱知上紧办理，依限完结，而督抚等亦不能以一奏了事。嗣后各督抚年终汇奏各项，均著各部院衙门详悉查核，汇送军机处覆加考核，于三月间汇齐办理具奏。如各该部有疏忽遗漏，军机处又不能详加核正，经朕看出，惟军机大臣是问。
五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谕：国初以来，设立议政工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虚衔，并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祗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嗣后该部亦毋庸奏请。五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谕：昨据福康安等查审“吉林办理参务，亏缺库项，勒派民户”一案，分别定拟具奏。福康安与恒秀谊属姑表弟兄，有心徇庇，从宽定拟，希图含混了事。经朕看出，详细指斥，即令军机大臣缮写饬谕，而军机大臣亦复意存瞻顾，迁延观望，并未即日拟旨进呈。现距归政之期尚有二年，朕一日临御，即一日倍加兢业，岂容大臣颟顸从事？阿桂、和坤、王杰、福长安、董诰俱著交部议处。
嘉庆四年正月初八日谕：各部院衙门文武大臣，各直省督抚藩臬，凡有奏事之责者，乃军营带兵大臣等嗣后陈奏事件，俱应直达朕前，不许另有副封关会军机处，各部院文武大臣：亦不得将所奏之事，预先告知军机大臣。即如各部院衙门奏章呈递后，朕可即行召见，面为商酌，各交该衙门办理，不关军机大臣指示也，何得豫行宣露，致启通同扶饰之弊？即将此通谕知之。
十九日谕：从前和坤意图专擅，用印文传知各省抄送折稿，因此带有投递军机处另封事件，业经降旨饬禁，并随折批谕。今和坤业经伏法，所有随带文书，当永远停止。傥经此番饬禁之后，尚有仍蹈前辙者，必当重治其罪，决不姑贷。
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谕：御史王宁?阜奏“请重军机大臣责成，以肃纶言”一折，自雍正年间初设军机处，于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中遴派数人在内行走，本为筹办军务。而各直省寄信事件，以及在京各衙门遇有应降谕旨，势不能纷纷令群工承缮，是以俱由军机处拟写交发，令事有统汇，以昭画一。是军机大臣承旨书谕，并非将臣工翊赞之职，尽责之此数人也。内外满、汉大臣，俱经朕特加擢用，谁不宜尽心匡弼？必责之军机大臣，则其权过重，若承奉谕旨之事，军机大臣得以力阻不行，则外人又将以揽权指摘矣。况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皇考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十年，于一切纶音宣布，无非断自宸衷，从不令臣下阻挠国是。即朕亲政以来，办理庶务，悉遵皇考遗训，虽虚怀延纳，博采群言，而至用人行政，令出惟行，大权从无旁落。朕初阅该御史所奏，以为必有指陈时务胪举切要者，及详阅折内，乃专指上年停止前往盛京一节。谒陵展敬，为登极后应行大典，朕彼时明降谕旨，于六年秋孟启行，事关体制，岂臣下所可阻止？嗣因御史沈琨、张鹏展等以军务未竣，恳请展期，交王大臣等会同妥议，以为应如所请，是以降旨暂行停止。即上午春间，曾有旨巡幸木兰，后因夏间雨水过多，亦停止秋?。此皆朕临期酌度，岂军机大臣能于春问即逆料夏雨情形，预为阻止耶？至该御史称“銮辂所经，地方官早为备办，永平一带糜费已多，不能开销”等语。谒陵谕旨，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颁发，至六年正月二十日降旨停止，为时无几，且距七月启銮之期又远，地方官有何预办不能开销之处乎？至该御史所奏“前谕已发，复行改拟，不敬于先，遂致不信于后”等语。试思前史所称为诏令不信者，如恩旨已降，或应行蠲贷而实未均沾，或、业已豁除而仍行科敛，我国家曾有此等事乎？至于明发谕旨，有经朕再四思维尚有未尽周妥之处，或臣工陈奏未便因而复行停止者，此正欲事臻尽善，故不厌反覆精详。若必回护前旨，固执己见，势将文过饰非，蹈言莫予违之习，岂古帝王从善如转圜之道乎？又所称“军机大臣昧于大体，不当仅于语句笔画小误，始行自请议处”，所论亦属非是。誊写谕旨虽系章京之责，但军机大臣于进呈事件，理当致谨校核，既有错误，自应请议，况朕亦时加宽免，何尝仅于细务加之责备耶？王宁焯所奏谬妄，原折著掷还。
六月二十四日谕：内阁本丝纶重地，大学士均应常川到阁，阅看本章。其中有在军机处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圆明园之日居多，散直后，势难再令赴阁视事。至在城之日，偶值枢务稍简，朕仍令其赴衙门办事，即应阁、部兼到。若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则票拟纶音，是其专责，岂可稍涉闲旷？是以保宁到京后，虽兼领侍卫内大臣，朕不令其在园居住，以便赴阁办公，无旷职守。嗣后在军机处行走之大学士，值朕进城谕令到衙门办事时，著先赴内阁，再赴所管之部院衙门。其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俱著常川到阁阅本，以重纶扉而符体制。
九年七月十八日谕：吴熊光自简用湖广总督以来，朕即闻其接待属员过于严峻，批禀事件，往往措词过当。因其在军机章京年久，拟写谕旨，于训饬之语习以为常，率意书写。文禀批答，自有一定体制，即使属员偶有过失，亦应明白开导，何至动遭呵斥，竟与拟写谕旨相似？亦非体制。若云该督曾在军机行走，则军机章京中如勒保、方维甸等，亦俱行走有年，简放外任，并未闻伊等于属员批禀有似吴熊光措词过当之处。嗣后该督务须平心办事，不可似前躁妄，用副委任。
又谕：昨日召见尚书德瑛，询以留京王大臣遇有陈奏事件何人缮办，据称俱烦在京军机章京办理，殊属非是。从前军机大臣中有派令留京者，是以该章京随同办事。近年来留京王大臣并无军机，然俱有该管衙门，其属员中岂无能办章奏之人，何必交军机章京代为办理，将应办公事转似烦情耶？且与留京王大臣浃洽日久，恐不免有探听漏泄情事，朕在藩邸时，即确有闻见。嗣后留京王大臣著于宗人府及所管之部，各派明白妥干司员二三人承办诸务，以符体制。
十年五月十九日谕：御史何元娘奏“请酌改军机处名目”一折，据称“军机处承办一切事务，与兵部之专司戎政者不同，现在军务久经告蒇，似应更改名目，以纪偃武之隆”等语。军机处名目，白雍正年间创设以来，沿用已久，一切承旨书谕及办理各件，皆关系机要，此与前代所称平章军国重事相仿，并非专指运筹决胜而言。目今三省邪匪久已肃清，大功告蒇，薄海内外，共庆升平，又何必改易“军机”二字，始为偃武？即如兵部专司戎政，自《周官》分职以来，相沿至今。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现在内外旗营均有定制，新疆西北两路皆号军营，若如该御史所请，势必讳兵不言，岂国家承平日久，并古大司马之职亦可不设乎？何元?良率请改易旧章，而不顾其言之纰缪，所奏断不可行。原折著掷还。
六月二十九日谕：昨日英和于巳刻忽呈递奏片密封，朕亲手拆看，据称“本日刘权之、戴衢亨均奏派进城验看月官，恳请晚膳后与庆桂、董诰一同召见，有面奏事件”等语。旋经召令伊三人进见，据英和奏称“刘权之平日声名本属平常。此次因军机处行走章京内，有中书、笔帖式等官，届应行保奏之期，先经庆桂等会商，将内阁典籍齐嘉绍、中书蔡炯、刑部笔帖式武尔通阿三员奏升主事。刘权之以内阁中书袁煦亦应列入，并称袁煦系伊房师纪昀之婿，纪昀在日曾经托过。经庆桂等阻止，刘权之遂不肯列衔具奏”等语。军机章京等趋直当差，届应行保奏之时，军机大臣等自当查照成案，核明章京等行走年月，及平日当差之勤慎与否，和衷商扌?，秉公保奏。今刘权之以中书袁煦为伊师纪昀之婿，声言欲一并列入，实属瞻徇，本不成话。昨询之庆桂、董诰，均称刘权之实有此语，今日面询刘权之，亦据自认属实，是明系瞻徇私情，罔顾公议矣，其错谬固不待言。彼时英和既以刘权之之言为非，即应向庆桂、董诰、戴衢亨三人会同商议据实参奏，如庆桂等或有瞻顾刘权之之处，即当一并参劾。乃乘刘权之、戴衢亨进城之际，辄行奏请见面，虽称请与庆桂、董诰一同召见，其实庆桂、董诰二人并未知有此密奏，则与独请自对何异？伊面奏：“此事现已停止，恳求不必询问刘权之，寻事退出军机。”此言实属狂妄胆大。从前和坤虽恶阿桂，尚不敢公然出此言，今英和后生新进，学习办事之人，竟敢出此悖理之言，若不及早惩治，恐将来又出大案矣。此事著派保宁、朱?、禄康、恭阿拉、明亮、邹炳泰、英善、王懿修会同查办，将刘权之严加议处，英和议处，并将此次军机处现拟保奏齐嘉绍等，是否与例案相符，一并查明具奏。刘权之著先革去太子少保，英和亦著革去太子少保，拔去花翎，退出南书房，伊二人俱不必在军机处行走，听候议处。中书袁煦亦著退出军机处。
十一年口月口日谕：军机处司员，自雍正年间定制以来，均系以本衙门额缺承办军机处事务，其升迁保举，悉由本衙门堂官注考，相沿已久。若以计典独归之军机处，更定官制，事多格碍。惟军机司员内，其办事勤慎又能兼部务者，自当列之上考，其祗在军机处行走而于部务未能谙习者，本衙门堂官不得意存迁就，滥行保荐。军机大臣尤不得授意各部院堂官扶同荐举，以昭公慎。
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谕：户部议奏折内将军机处抬写，殊属不合。军机处体制与部院衙门无异，向来奏折内从无抬写之例，此时军机大臣奉公守法，和衷办事，何用汝辈谄谀尊奉。鄂云布何不晓事若此？著饬行。
十八年七月初十日谕：御史傅棠奏“考试军机章京，请钦派大臣在举场公所将试卷弥封，以昭慎重”一折。军机章京入直枢廷，先取人品端庄，参以文理清顺，字画工楷，方为无愧厥职。若如该御史所奏，糊名考试，则但能观其文字，其人之才品，何由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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