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相当社会丑恶又或多或少与“官匪一气”相关。每有新政策，即有歪对策，每有新事物，就有邪主意。第三代领导人最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请问有哪个国家元首对本国最终提出“以德治国”？上述有的是普遍存在，有的则是大范围不同程度的存在。我们再也不能用“外国也有”来自慰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并客观承认：在世界各主要民族中，不良人性的普遍程度和严重程度以此为甚。瞧瞧，我们这些不肖的炎黄子孙哦，都干了些什么！
然而，不良人性几乎与中国文明史一同走到今天。远在三皇五帝时，舜帝就说过：“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春秋时鲁国正士柳下惠做法官，多次被免职，有人劝其离走，他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公正无私地办事，到哪里才不会多次被免职呢？)”孔子在创立儒家学说时曾说 ：“知德者鲜矣（懂得德的人太少了）。”；“巳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算了吧！我没有见过像爱好美色一样爱好道德的人。)”此句为人之通性，不可苛求国人；“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善人我是无法看见了，能够看到有一定操守的人就不错了。)”。当时的人性可见一斑。孔子满怀忧患，指出了“不善”的严重性，并思索着注重“后天”努力的修善途径。正因此，儒家学说才应运而生。他在《大学》中提出的人生社会价值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把修身摆在第一位。孔子把屏弃邪恶，培养以“仁”为核心的人格，建立和谐礼教社会作为美好政治理想。儒家学说从思想意识到行为方式提出了一整套完善人性的道德标准和修身规范。这一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和主流，正说明中国社会的人性问题是一大基本问题。儒家学说作为华夏人性的产物，它包涵了不良人性以“美”的形式存在的转化形式，同时包涵了对不良人性的否定和对美好人性追求的思想。先秦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更是从人的欲望出发直接提出了“性恶论”，他关于人本性是“恶”的观点自然是从他所处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得来。中国几千年帝王将相宫廷史从人性角度看就是“忠臣”与“奸臣”的斗争史，而“奸臣”这个群体基本处于相对优越，因为他们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基础。“愤怒出诗人”，正因此我们才有孔子、孟子、荀子、吴承恩、施耐庵、蒲松龄、鲁迅等等，这在国外没有这么多思想巨匠在人文历史长河中连续地“呐喊”同一人性主题；中国社会历史长期形成的修身规范和惩恶扬善人性理念，在国外并没有被特别地系统地提出。 我们社会存在着一系列深层次的观念性问题，直接制约社会运行。“正统”是所有价值的中枢；“大一统”作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无疑是必须的神圣的，但它又实实在在地作为民族观念渗透到思想关系社会关系诸多方面；肯定“共性”，排斥个性，甚至视个性为异端；“官本位”使得所有与官无缘的知识才能个性职业显得“低”甚至“贱”；缺乏平等意识，更多的是两种状态：或凌驾与他人之上或奴性与他人之下，往往是非唯我独尊即奴心愚顺、非好为人师即礼拜“楷模”，平等意识的行为方式被视为迂腐、不正常、没有生存余地；“成败论英雄”，轻视秩序、规范和危害；泛化“崇高”，从而精神优越；“均等”是和谐的美好的，打破均等就是打破平等；家庭教育下一代“成才”中包涵了 “不受欺负”“出人头地”“望子成龙”“光耀门庭”等意识，缺乏自信、自律、平等、守法、社会责任等意识；......。这些观念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它们根源于人性中的某些相关方面。这些观念不是社会和政治强加于人的，恰恰相反它们对社会和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些与当代人类文明进步思想相去甚远。
不良人性的严重性在于：其一是正常化。人性初始，“性恶”还被排斥为异己的存在，而现在已经一定程度地被个人意识接纳，甚至部分地成为 “合理”的行为方式。同时已经融进“性善”，被社会认可的“性善”是经“性恶 ”改造升级的，否则就不被认可。当然，不是改造升级的“性善”那是斗不过“性恶”的。 事实上正面的成功者或多或少也包涵着经“善恶”重组升级的“善”的帮助。 如果把不良人性分为三类即：为基本生存不得已而为之，这是灾民难民的最后办法；为相对的大利益高目标而不择手段，这是所有欲望高于能力者的有效途径；并非不得已，也非大利，而是处世的基本方式，这在我们身边大量存在。其二是完备化。“性恶”经几千年漫长延续和累积已相当完备：因既无古代也无现代的“宗教”信仰，解除了道德规范的约束，处于心安理得状态；因科学揭示“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因而更唯欲所使；因同时受到不良人性伤害而造成更强烈的对抗心理和手段 ；因社会生活日益丰富而使方式更加多样；因多种原因导致胆略更大。其三是行为价值标准和社会运行秩序一定程度颠倒。你这人忠厚善良不圆滑、真话实事、没有些“恶”，总有“老实无用”之嫌，甚至被认为不正常，是“孬子”，社会把你看得没份量，在利益关头即被奸恶强横所侵。而“性恶”总自认是正常的聪明的，而那些“不及者”都是低能的。说假话做虚事尽管是要被具体地否定，但抽象地还是肯定其“成熟”，“能干”。礼让变成软弱，谦虚等同无知。正途往往变成外表形式，非正途很大程度地成为内部有效手段。现实生活与主席台上、电视剧里倡导的相距甚远。按正面教育、正常规范来处理现实问题是不现实的，逼着人要“聪明”、能“搅和”。不良人性凭足够能量旋转起巨大旋涡，进而变成习惯的旋涡、不得不转的旋涡；它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现实的社会运行秩序；它不论处于主动或是被动都意味着以这种方式“生存”。颠倒的价值和秩序又进一步对人们起着“反规范”作用。 不良人性的危害性，首先是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导致民族竞争滞后。领先的民族之所以领先根本地是因为具有优秀的人性，从而在各相继的历史发展时期经常具有先进的社会意识、适时选择先进的社会发展方式，推动社会领先地健康发展。而在既定的发展方式下他们会做得更好。先进社会意识包括创新和接受。反之则反是。人性不良不可能产生和很难接受先进的社会意识和发展方式，而在既定的发展方式下再好的社会理想、治国方略、运行举措，都存在着在具体施行中被层层剥蚀的倾向，存在着部分社会利益被泛化成私人利益的倾向，其结果使全民族整体利益遭受侵蚀、总体事业难以实现、社会落后。这必然导致过去的历史被军事侵略，而今天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发达国家又通过科技工商金贸等等手段进入，尽管是双方发展所需。实质上都是“战争”，落后者都必须付出代价。第二，可能形成民族内外危机，诱发新的社会性灾难。在国内，“亩产万斤”、“文革”、“阶级斗争”的人性和意识基础还在，不排除以新的形式、分散形式、残余形式出现的可能性。同时，社会管理和财富分配存在着不规范的一面，产生社会阶层矛盾。如遇社会矛盾敏感触动，不良人性的非理智可能蔓延成全社会疯狂。国际上，世界和亚洲的政治经济军事的相对格局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相比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只是各国物质技术手段都提高到本国的新水平。与清末相近，中国除整体物质技术手段仍然落后外，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国民意识、管理方式、社会组织效率仍然滞后。我们如何能赢得下一场民族战争？如果它真的发生的话。21世纪中国的新生代将趋向于个人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国际主义”，如果人性不进步，不良人性的“民族品格”将加速这个趋势。而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这个趋势中的人们都处于“既不能离又不能及”的困惑之中。在这个内外背景下，这个民族就具有了现实的和思想信仰的生存危机，而根子正是不良人性的持续性危害。伟大旗手鲁迅先生所著《阿Q正传》的电影版里有句旁白：阿Q的子孙们还在繁衍生息着。余秋雨先生直面邪恶说得好：“文革灾难结束后，平反了几十万宗冤案。几十万宗冤案得以成立，至少有几百万名揭发者、批判者、假证人。冤案平反了，但他们没有受到指责。他们是灾难的主角。只要他们还在兴奋，灾难便仍在延续。”第三，正是人们人际关系不畅和命运坎坷的主要成因。个人命运除以国家命运为基础的大背景外，现实生活中人们遭受着各种不良人性的有意无意侵害，同时也有意无意地侵害他人，这就形成“交叉循环侵害”，最终是人们都不同程度被侵害了，艰难了坎坷了。即使无灾无难也活得不宽畅舒心，因为缺乏一个宽松和谐礼仪文明的人文环境，缺乏人际间精神上的和洽、安适、怡畅、慰藉，随时可能遭遇不良人性的利益侵害和情绪伤害。感受侵害伤害以心理素质强弱不同而在感觉上有所差异。社会现实“教唆”人们，越是奸诈邪恶就越更多地实施侵害，反而更少地受到侵害；反之则相反。诚实善良只有勇于善于斗争尚可自保。中国人私下是不容的不团结的，“和而不容、”“怯而好斗”。中国的人际关系基本是不和谐的，甚至是排斥的，这当然是人性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双重结果。 不优化整体国民人性中华民族决无可能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是每一代中国人的历史职责。首先要勇于承认中国人性的弱点， 要大宣传大揭露，矫枉过正，猛击一掌，让为者知耻，观者鄙视。必须以此进行思想文化大洗礼，方能实现民族意识的升华。其次要致力于经济文化大发展，大力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用文明“返哺”人性。再次，一定要完善社会管理方式，使其成为不良人性的滤清器和优秀人性的孵化器。可以认为，中华民族以其智慧和勤劳而具有大国显著的创造力，只要赢得和平发展环境和拥有一个高尚睿智的领导集团，就会相应程度地推动经济文化发展，从而促进人性与社会的和谐进步。
我们引以慰籍和自信的是：中华民族有两大优点，具备良好发展的基础和屏障：第一，聪明智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产生出闻名于世的系统的社会思想和人情伦理，同时在自然科学、生产技术和物质文化创造方面曾经历过灿烂。五千年文明史，独树于世界文化、辉煌于世界文化。只是到了近代在人性竞争起重要作用的时代上述优越才落伍了，思想落后了、社会不安定科技和经济也落后了。今天，中国人于社会安定中又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跃据世界先进行列，华人在美国的科学技术生产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聪明智慧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素质，这是民族发展的基础。与此相应，古老华夏孕育了一批又一批杰出人物、仁人志士，他们在同时代世界级同类人物面前无愧于伟大的称号。他们的思想主张、治国方略改善优化着民族意识和社会运行秩序；他们的行为气节感染着全民族，激活起优秀人性与不良人性相抗衡。这批极少数优秀人物是民族生命的阳光雨露，是民族生命的中流砥柱，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一代一代地影响引领这个社会向着人间正道前进。第二，为民族“大义”献身精神。当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到了极其危重时期，也只有在这个时期，民众油然而生“大义”，形成慷慨、壮烈、神圣、崇高的精神升华。这时中华民族就会为“义”而“谐”、为“义”而“勇”、为“义”而“殉”。那热血疆场、屯垦戍边、舍身变革、抗敌御侮、“大禹”治水(其中三峡移民)、重点建设等等，自古至今，壮烈长歌当哭，浩气千秋永存。这其中特别是在遭遇外邦侵略民族存亡之际，大义轩昂，“罢阋墙、泯恩仇”，同赴国难，共筑家园。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携手抗日永垂华夏史册。二十世纪的世界民族战争充分证明：中华民族与俄罗斯民族堪称世界民族史上抗御强敌慷慨壮烈的千古典范。为民族“大义”而献身的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后屏障。这种特别的“大义”精神与严重的不良人性形成巨大反差，鲜明对比同时存在可谓是中国人性的特殊性。关于中华民族的“勤劳”和“勇敢”：勤劳是世界各民族的共性，只是大民族创造力更显著，中华民族无疑是勤劳的。勇敢有生理性与社会性之分，中国人会因“义”的感染“勇”的放大而有“公战”之勇，但生理感应的心理是“怯于私斗”。从“勇”的社会性特别是现代意义看，中国人虽能够承受痛苦灾难，但却怯于“势”、怯于牺牲既得的“损国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