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定律的陈述——b取决于a——总是超越经验的。但这种陈述却时时都在作出，有时还只是根据很不充足的材料。”
换句话说，归纳的逻辑问题产生于（a）休谟发现的（玻恩表达得很清楚）观察或实验不可能论证定律，因为它“超越经验”，（b）科学“时时”都在提出和应用定律的事实，（象休谟一样，玻恩也注意到“很不充足的材料”，即定律可根据的只是为数很少的观察实例。）为此我们必须再言（c）经验主义的原则，它断言，在科学中唯有观察和实验能够决定接受还是拒斥科学陈述，包括定律和理论在内。
乍一看来，（a）、（b）和（c）条原则似乎是相互冲突的；正是这种表面的冲突构成了归纳的逻辑问题。
面对这种冲突，玻恩放弃了（c），经验主义的原则（在他之前，康德以及伯特兰·罗素等其他许多人都这样做过），以支持他所谓的“形而上学原则”；这条原则他甚至没想表述过，只是含糊他说成是一种“法规或专业规则”；我也从未看到过有什么甚至看来有希望的、不那么明显站不住脚的表述。
可是事实上，从（a）至（c）这三条原则并不冲突。我们只要认识到下述两点便可明白：科学对定律或理论的接受只是试探的，就是说，一切定律和理论都是猜测或试探假说（我有时称这种观点为“假说主义”）：我们可以根据新证据拒斥定律或理论，而不必抛弃原先使我们接受它的旧证据。
经验主义原则（c）完全可以保留，因为一个理论被接受还是被拒斥的命运，决定于观察和实验，也即决定于检验结果。只要理论经受住了我们所能设计的最严格的检验，它便被接受；否则，便被拒斥。但是，从任何意义上说来，这都决不是从经验证据推出的。无论心理的还是逻辑的归纳，都是没有的。只有这一理论的虚假可从经验证据推出，这是纯演绎推理。
休谟表明，一个理论不可能从观察陈述推出，但不影响用观察陈述反驳一个理论的可能。充分看到这种可能就会完全明了理论和观察之间的关系。
这解决了（a）、（b）和（c）三个原理所谓冲突的问题，也解决了休谟的归纳问题。
十
归纳问题这样被解决了。但是最没有希望的事莫过于给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维特根斯坦及其学派认为，并不存在真正的哲学问题；由此显而易见，这种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与我同时代的其他人则相信哲学问题是有的，并重视它们；但他们看来过于重视了，似乎深信它们是无法解决的，如果不是禁忌的话；断言任何哲学问题有简洁明了的解决办法，他们对此感到震惊，他们觉得，如果有解决办法的话，那么它一定是高深莫测的，或者至少是复杂的。
不管怎样，我仍在期待着对我的解决办法的简洁明了的批判，这一解决办法我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致《认识》杂志主编的信中，后来发表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之中。
当然，人们可以发明新的不同于我所表述和解决的归纳问题。（表述就等于解决了一半。）但我还必须考察一下，怎样重新表述那种不能根据旧的解决办法轻而易举得到解决的问题。现在来讨论某些重新表述的办法。
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实际上是怎样以一个观察陈述跳跃到一种理论的？
虽然这个问题看来与其说是哲学的还不如说是心理的，但我们还是能够就此说点肯定的话而又不诉诸心理学。首先我们可以说，跳跃不是从观察陈述出发，而是从问题情境出发，理论必然允许我们解释产生问题的观察（也就是说，允许从其他公认理论和观察陈述即所谓初始条件所加强的理论中演绎出这些观察）。当然，这留下了为数极多的可能是真正的和无价值的理论；可见我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
但是这完全清楚他说明，当我们提出问题时我们脑子里想的不仅仅是“我们怎样从一个观察陈述跳跃到一种理论？”我们想的问题现在看来是：“我们怎样从一个观察陈述跳跃到一种真正的理论？”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首先跳跃到任何一种理论，然后加以检验，发现它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就是说，反复应用批判方法，取消许多无价值的理论，发明许多新的理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舍此别无他途。
有时人们提出其他问题。据说，原始的归纳问题是证明归纳也即归纳推理的问题。如果你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所谓“归纳推理，，总是无效的，因此显然无法证明，那就一定会产生下面的新问题：你怎么证明你的试错法呢？答复是：试错法是用观察陈述消除虚假理论的方法；证明这一点是纯逻辑的可演绎关系，而这使我们可以断定全称陈述的虚假，如果我们接受单称陈述真实的话。
有时提出另一个问题：宁可选择未被证伪的陈述而不选……
[续科学：猜想和反驳上一小节]择 已被证伪的陈述，为什么这是合理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一些复杂的回答，例如实用主义的答。但从实用主义观点看来，这问题不成为问题，因为虚假理论往往也作用得很好：工程或航海中所应用的公式大都已知是虚假的，尽管它们可能是非常好的接近，也易于理；人们明知其虚假，却仍在自信地使用。
唯一正确的是率直的回答：因为我们寻求真理（即使我们决不能肯定我们已经发现了真理），因为已证伪的理论被认为或者被相信为虚假，而未证伪理论可能仍然是真实的。此外，我们并不喜欢每一未证伪理论——只喜欢从批判的角度看来胜过其竞争者的理论：它解决我们的问题，很好地经受了检验，并且我们认为是、或者确切他说我们猜测或希望（鉴于其他暂时接受的理论）是会经受进一步检验的。
还有人说，归纳问题即：“凭什么相信未来将如过去一样是合理的呢？”对这个问题的令人满意的回答将表明，这样一种信念实际上是合理的。我的答复是，相信未来将在许多重要方面与过去迥然不同，这是合理的。大家公认这是完全合理的：人们将按照未来在许多方面如同过去的假设而行动；经得起检验的定律将继续有效（我们可能没有更好的据以行动的假设了）；但同样合理的是，相信这样一种行动方针将使我们不时陷入严重因境，因为有些我们现在所信赖的定律可能极易证明并不可靠。（别忘了那半夜的太阳！）人们甚至会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和我们的一般科学知识来判断，未来将在那些说它们如同过去的人所想到的许多方面并不象过去。有时不能解渴，空气有时会闷死呼吸的人。一个明显的出路是说，未来将在自然规律没有改变的意义上象过去，但这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进行辩论。只有我们认定我们面前有一种不会改变的规则时，我们才谈得到“自然规律”：如果我们发现它变了，我们就不会再称它是“自然规律”了。当然，我们对自然规律的探索表明，我们希望发现它们，相信存在自然规律；但是，我们对任一具自然规律的信仰，再也没有比未能成功地驳倒它的批判尝试更为可靠的根据了。
我认为，有些人按照我们信念的合理提出归纳问题，因而对休谟或在休谟以后的极端不相信理感到不满，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正确的。诚然，我们必须拒斥这样的观点：对科学的信仰同对原始巫术的信仰一样不合理——两者都是接受一种“总的意识形态”、一接受一种约定或一种基于信念的传统。不过，如果我们仿效休谟，把我们的问题表达成我们信念是否合理的问题，那我们就得谨慎行事。我们应当把这问题一分为二——我们的老的分界问题，即怎样区分科学和原始巫术；科学的即批判的程序的合理以及观察在其中的作用问题；最后是为了科学和实际目的而接受理论的合理问题。这里对所有这三个问题都作了解答。
我们还应当小心，不要把科学程序的合理以及（试探的）接受这一程序的结果（即科学理论）的合理问题，同相信这程序将会成功是否合乎理的问题混淆起来。在实践中，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这种信念无疑是不可避免的，合理的，因为没有另外的更好的选择。但是我已证明（第五节），这信念从理论意义上说肯定是无法论证的。而且，如果根据一般的逻辑根据我们可以表明科学探索可望成功，那就无法理解在人类为更多地了解我们世界而不懈地努力的漫长历史中，为什么成功的东西又那么罕见。
归纳问题的另一种提法是借助于概率。令t为理论，e为证据：我们可以求p（t，e），就是说给定e而求t的概率。通常认为，由此归纳问题可这样提出：构造一种概率演算，使我们能够对于任何给定的经验证据e计算出任何理论t的概率；井表明p（t，e）将随有利证据的积累而增加，达到很高的值——至少大于二分之一。
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我解释过，为什么我认为如此对待这个问题是根本错误的。为了清楚这一点，我在那里引入了概率和确认度或确证度的区别，（“确证”一词近来过多地被滥用。我已决定把它转让给证实主义者，而我自己只用“确认”一词。“概率”这个词有许多意义，最好是在满足如凯恩斯、杰弗里斯和我所公理化的著名的概率演算意义上使用；不过，只要我们不是不加批判地假设，确认度必然也是概率，即一定也满足概率演算，那么当然什么也不取决于语词选择。）
我在我的书中已解释过，我为什么对高确认度的理论感兴趣。我也解释过为什么由此得出结论说我劝高度或然的理论也感兴趣则是错误的。我指出过，一个陈述（或一组陈述）总是概率越大，陈述的东西就越少：概率与陈述的内容或演绎力成反比，因而也与解释力成反比。因此，每个令人感兴趣的有力的陈述都必然概率小；反之亦然：高概率的陈述科学上引不起兴趣，因为说的东西很少，没有什么解释力。尽管我们寻求高确认度的理论，但是作为科学家我们并不寻求高度或然的理论，而是寻求解释，也即寻求有力的非或然理论。相反的观点——科学的目标是追求高概率——这是证实主义的独特发展：如果你发现你无法用归纳证实或肯定一个理论，你可以转而诉诸概率，作为确实的“ersatz”[替代物]，以期归纳至少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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