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兴，而养兵之利害尽著。诸帅臣则稍稍召募，而江忠源以楚勇显。然兵妒勇益甚，所屯则私斗，战败固不救，反陷之。
咸丰二年冬，湖北大营患潮勇横恣，罢遣之归，乃益道掠，公奸良民妇衢市，所至焚杀。愚民以为官兵不如寇，则奸人倡伪议，谋通贼，及结盟拜会相挻起矣。
曾国藩既奉命帮办巡抚团练，是时湘乡先立练局，请主其事，辞母忧不出，且自信行军用兵不素习。已而武昌陷，湖南大震，始至长沙与巡抚张亮基治守御。且上奏曰：“团练之难，难于捐资。湖南行伍空虚，以练兵为要务。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Ｃ１１战者，所用兵器皆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交锋者，其故何哉？由兵未练习，无胆无艺故也。今欲改弦更张，于省城立一大团，择乡民壮健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又曰：“湖南会匪自粤逆入楚，大半附之而去，然犹有串子、红黑、边钱、香会成群啸聚，如东南衡、永、郴、桂，西南宝庆、靖州，万山丛薄，为卵育之区。有司亦深知其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命盗首犯常消摇于法外也，见夫粤匪倡獗而莫制也，遂以为法律不足冯，官长不足畏，若非严刑峻法，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臣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良民有安生之日，臣身虽得残忍严酷之名，所不敢辞。今之急务，在使通省无不破之案，而尽除大小各会匪，则涤瑕荡秽可期也。有曾经抢掠、拜会、结盟者，请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内奸既清，外寇虽至无能为已。”
于是立三等之法，重者斩，次杖毙，小鞭责释之而已，不以烦府、县狱。又手书告劝乡人士耆老，虽幼贱，身自下之，必与钩礼，有所布告，皆通启自名，每牒府、县招致贤俊，牧令虽怙旧习，然亲见大人尊官与乡民诸生为等夷，亦稍稍悟悔官民否隔，颇询地方利病。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湖南欣欣乡治矣。国藩以十二月壬辰治军事。
三年正月丙午朔。丁未，寇弃武昌，下犯安徽、江宁，湖南不受兵，乃益招募教练，兼令营兵防城者月六日合操。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日阅所部军，训练有法。诸州县亦时禀承国藩，言所兴除。有上言胥隶贪恣，辄捕治斩之，其行馆即讯者。
经三月，杀五十余人，文法吏大哗。张亮基移督湖广，未几，移抚山东。署湖南巡抚潘铎引疾去，骆秉章复来。以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见其所奏辄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二月，常宁土寇起，以刘长佑将楚勇五百人、湘勇三百人往，未至，其县团丁讨定之。阳山寇窥宜章。
大庾寇入桂东，杀汛官，以张荣组将七百人往。衡山土寇起，三月，刘长佑破平之。永兴、安仁、茶陵时有寇发，辄闻而兵随至，奸轨破散。
五月，洪寇分党围南昌，江忠源往援，因乞师湖南，以罗泽南将湘勇千二百，六月辛卯起行，道醴陵；忠源弟忠淑将楚勇千，壬辰起行，道浏阳；署盐道夏廷樾将营兵六百人、湘勇七百，丁酉起行，道醴陵。援军之行也，国藩念营将积敝不可用，纯用书生为营官，率皆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然未经行陈，故以楚勇百战者偕。楚勇尚剽锐，营制疏略，乃命千总张登科领湘勇二十人为前哨。戒忠淑、登科曰：“哨探必百里，至瑞州待湘军而行。”忠淑狃其家军称劲旅，心笑曾公怯，驱而前，中途讹言寇至，哗而溃走，奸民噪惊之，弃军械、饷银，退保义宁，留十余日乃进。七月壬申，湘军至南昌，则战城下，书生争奋搏寇。寇阳退抄其后，军败。营官附生谢邦翰、童生罗镇南、易良幹、罗信东战死，泽南收众入城。于是国藩闻之，以为湘勇果可用，虽败敢深入，官兵不如也。江忠源初至九江，奏请增兵。国藩与书曰：“今日之极可伤恨者，在兵败不相救而已。盖调发之初，征兵一千，而抽选数营或数十营，卒与卒已不相习，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管之官，遂乖然不能以相入。至于兵与勇遇，尤相嫌恨。桂东之役，三厅兵寻杀湘勇于市；江西之行，镇筸兵杀湘勇于三江口，伤重者十余人。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足下前奏调云、贵、湖、广兵六千，募勇三千，合为一万，自成一军。
夫六千之兵，必有一二镇将统之，其势不能相下，而将弁中又多卑庸，无足与语者。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而后可以言战也。”忠源未及用，而江西楚勇以索赏复溃，健锐者皆弃去，江军遂弱。九月，败于田家镇。
是时，湘营制，营三百六十人。中营罗泽南将之，左营王珍将之，右营邹寿璋将之，塔齐布将兵勇成二营，周凤山、储玟躬各将二营，曾国葆将一营。国藩仍欲充广至六千人，合忠源所将成一万为义师。而己居湖南，有寇乃佐巡抚治兵，故多与军民政事。长沙协副将清德，自以为将官不统于文吏，虽巡抚例不问营操，而塔齐布谄曾国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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