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军兴，而寇不得志于江汉，则北出潜、太，南掠皖南，以窥江西。寇徒多南人，乐南侵，故江西尤受其祸。曾国藩自九江移屯南康，思整军出江，谋进取，非为江西战守也。然寇已由都昌攻饶州，别由东流、建德窥乐平，屯景德镇，东犯祁门、休宁。咸丰五年二月，国藩奏言：“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论之，攻寇之道，水路一，而陆路四：自汉、黄、蕲濒江至望江为外一路，自蕲水达宿松为内一路，自九江上兴国、崇、通、武宁为西一路，自湖口下至徽、宁为东一路。四路当四军，而臣只一军，分则立弱，欲不分则事势迫之。今东路已告急矣，塔齐布留五千人围九江，罗泽南以三千人攻绕州，臣独与内湖水军相依，寇众我寡，所忧方大。”三月，寇陷弋阳，罗泽南攻克之。寇还，破兴安，踞广信。泽南至，一战大捷，三日城复，寇走玉山，江西军因收饶州。五月，崇、通寇犯义宁，知州叶济英城守，江西军往援，败没。粮储道邓仁堃议：“江西民多畏寇，不肯治团守，奸人反因寇为利，潜相导引，所至辄陷，唯义宁倡义扞寇，官民同心，功节弥厉。且叶牧尝振湘军，达援省城，为西屏蔽，宜悉力赴援，以风示列城。今省军无可遣，唯罗军可用。”巡抚以泽南客军，当还攻九江，又与曾不相能，不肯言用。客军固请，乃许，然中止者数。济英守十九日，城陷，死之，士民殉者千数，省城震动，乃遣泽南。七月，军至梁口遇寇，败之。寇悉众踞杭口，泽南取间道，据鳌头，连营城西北诸山。寇分两翼仰攻，败走。明日，登山望城中，谋攻取。城寇惧官军得形便，遽出争山，官军驰下击之，寇大败，遂弃城走。丙子，义宁复。戊寅，塔齐布薨于九江。泽南还南康。八月，攻湖口，不能破，上书请率所部西援武昌。国藩念攻坚老我师，且塔齐布在时，九江犹不下，今独一泽南，宜置之用武之地，因听其计，更遣塔齐布旧将彭三元等从行，合五千人。彭三元者，敢战名一军，塔齐布薨，军中皆以三元当代将。而周凤山起行伍，治军号为有条理，三元徒勇，故凤山得统大众，竟偾军事。三元从罗军，亦败死崇阳，语在《湖北篇》。泽南既去，水师无陆军相辅，以幕客李元度募平江人三千，屯湖口。十月，泽南军复蒲圻，鼓而北行。寇乘虚复入义宁，败江西官军，遂陷新昌、瑞州。广东土寇出湖南，入安福，陷临江，合瑞州寇陷袁州。江西、湖南阻绝，军势不能振，江西水陆军徒名具耳。十一月，周凤山解九江围，援临江。寇分党围吉安，知府周玉衡以先御士寇功，擢按察使，未上，留治城守，与署知府陈宗元同登陴，屡败寇。邓仁堃言于巡抚曰：“义宁可鉴也，请先援吉安。”议者以寇蔓延，宜先防省城，扼章树镇。国藩恐县军深入不利，而巡抚贪倚湘军，则亦推以曾公意不欲，不敢言调遣。仁堃用司、道公文露移凤山，杨言移军往援吉安，聊以固城守心，而与书凤山，令自请，遂不果行，竟屯章树焉。
六年正月，吉安守经七十日，寇势愈盛。甲申，城破，周玉衡及文武僚吏死者四十一人。自寇破诸名城，唯湖北省官皆死其位。吉安一府城，坚守久于武昌，府县学汛属官、委员殉城尤烈，士民从义者比于义宁。闻者莫不痛惜，颇咎周凤山，湘军夺气矣。二月，章树军溃，寇以数十人追凤山，大奔不能止，走南昌。寇进陷进贤、东乡、安仁，破抚州。于是论者言周凤山非将才，援吉安亦败，或曰：“凤山早入吉安冯城守，得周玉衡左右之，可皆不败。”及败，湘军无大将，乃令李元度自湖口移屯抚州，别遣邓仁堃子辅纶及前平江令林源恩募新军，皆用平江人，号元度所将为楚军，辅纶等所将为江军。是时，仁堃方专省局，欲倚以致饷，而林源恩习平江，防战曾有功，雅善李元度，故委权此三人。未几，建昌、南康相继陷。
国藩移驻省城，以战船为行台。彭玉麟将内湖水军，屯吴城。
三月，罗泽南卒于武昌。湖南援军将刘长佑收萍乡，萧启江复万载。胡林翼分军四千，遣刘腾鸿将之，以国藩弟国华主其军，道义宁，收新昌、上高。五月，毕金科将千人防饶州，黄虎臣将三千五百人攻建昌。六月，饶州陷，毕金科还南昌，益师攻克之。黄虎臣攻建昌，轻出遇寇，战死，所部军移屯抚州。
七月，刘腾鸿军至瑞州，国藩遣亲兵四千人往会师。寇避援军攻新军，新军败，腾鸿驰救，寇退走。是时，江西列县陷寇者四十余城，朝命广东、闽、浙合援，而江西司、道亦各私立军赴急。学政廉兆纶居河口，得专饶、信、军事，颇訾巡抚文俊杂用将领，营军名号繁多，而雅善布政使耆龄。以耆龄忌邓仁堃，因言臬司子不宜将。诏下其章于曾国藩、文俊，因罢邓辅纶，悉以军属林源恩，合李元度军，持寇抚州。广东和平土寇犯定安、安远、信丰、长宁、上犹、崇义、雩都，省城不能救，军报数月不相闻。八月，宁都土寇袭陷建昌，前陷铅山、贵溪，围广信。知府沈葆桢从学政督饷河口，闻警还城，居民蚤散走。葆桢婴空城，与省军阻绝，飞书玉山，告急于浙将。
浙将饶廷选，故葆桢舅林则徐部军，有兵二千人，以则徐旧恩，倍道赴之。廷选军无部伍，唯裨将毕定邦、赖高翔颇敢战。其行军不赍粮，止不为屯，故于赴急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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