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虑君臣之义不笃也，则有《君道曲》之篇。虑父子之义不笃也，则有《东海勇妇》之篇。虑兄弟之义不笃也，则有《上留田》之篇。虏朋友之义不笃也，则有《箜篌谣》之篇。虑夫妇之义不笃也，则有《双燕离》之篇。”按此条於太白诗能见其大，太白所以追蹑《风》、《雅》为诗之圣者，根本节目，实在乎此。後人震眩其才，而不知其深合古诗人之义，故誉之则谓其摆去拘束，如元微之：毁之则谓其不达义理，如苏子由，皆大误也。
高氏棅曰：“李翰林乐府古调，能使储光羲、王昌龄失步，高适、岑参绝倒，况其下乎！”按太白尝言：“齐、梁以来，艳薄斯极，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其一生式靡起衰，全在古风、乐府。储、王、高、岑诚一代之翘秀，顾其志非以古道自任者也，恶得与太白争席哉？《艺苑卮言》云：“太白古乐府，杳冥惝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乐府。”嘻！此以形似论乐府者也。齐、梁後之乐府，非太白起而振之，不至五代，已流入于词矣。太白树复古之伟功，王氏谓其极才人之能事而已，亦浅矣哉！
王氏士禛曰：“唐五言古诗，李白、韦应物超然复古。”按左司五古，高步三唐，然持较青莲，色味不欠，形神顿跼，似难连类而及。且左司割秀於六朝者也。渔洋以太白、左司并言，疑所谓复古者，复《选》体之古焉耳。太白胸次高阔，直将汉、魏、六朝一气铸出，自成一家，拔出建安以来仰承《三百》之绪，所谓“志在删述”、“垂辉千春”者也，岂专主《选》体哉！予韪渔洋能揭明李诗五言之复古，而恐其以选体当之，犹非了义也，故录而辩之。若《酉阳杂俎》谓“太白前後三拟《文选》不成，悉焚之，唯留《恨》、《别》二赋”。此真梦呓。夫《文选》三十卷，太白全拟之，则有此才力而无此文体，试问卜子夏、孔安国《诗》、《书序》，亦可拟乎？此刘昼赋《六合》之为耳，太白为之乎？若有拟有否，又不可径谓其拟《文选》也。段氏徒见集中有《恨》、《别》二赋，遂传此大语，以尊太白，而不知其庸且妄耳。总之李、杜无所不学，而《文选》又唐人之所重，自宜尽心而学之，所谓“转益多师是汝师”也。若其志向之始，成功之终，则非《选》诗所得而囿。故谓太白学古兼学《文选》可，谓其复古为复《选》体则不可，谓其拟古屡拟《文选》则尤不可。
李氏攀龙曰：“七言古诗，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气格，而纵横有之。太白纵横，往往强弩之末，间作长语，英雄欺人耳。”按于鳞谓“太白五七言绝句，唐三百年一人，盖以不用意得之”。此则诚然。至论七古，何其讠孛也！太白歌行，只有少陵相敌。王阮亭谓“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为创获”。又谓“李白、岑参二家，语羞雷同，亦称奇特”。屡以太白、嘉州并称，已为失言，试问《襄阳歌》、《江上吟》、《鸣皋歌》、《送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等作，嘉州能为之乎？嘉州奇峭，人力之极，天韬未之解也。于鳞转以太白为“强弩之末”，为“英雄欺人”，更不堪一笑耳。《诗辨坻》亦谓“太白歌行，跌宕自喜，不闲整栗，唐初规制，扫地欲尽”，与于鳞一鼻孔出气。此皆误以初唐为古体，故嫌李诗之一概放佚，而幸杜诗之偶一从同。岂知诗之为道，穷则变，变则通，《风》、《雅》之不能不为《楚骚》，《楚骚》之不能不为苏、李，皆天也。诗之古与不古，视其天与不天而已矣。今必以初唐为古，不知初唐已变江左；必以太白为蔑古，不知苏、李已变《风》、《雅》。余最笑何大复《明月篇》，舍李、杜而师卢、骆，以为“劣於汉魏”而“近《风骚》”欤？不知“劣於汉魏近《风骚》”句，乃言“劣於汉魏”之“近《风骚》”耳。不解句义，既堪咍噱，况当时之体，老杜已明断之。于鳞欲後来杰魁，仍拾信阳馀唾，徒以初唐一体绳太白、子美歌行之优劣，所以终身宗法唐人而不免为优孟欤？阮亭犹曰：“接迹风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从天”。虽其诗末二语，微辞讽世，唤醒无限，已无解於“接迹风人”、“妙悟从天”称扬之过矣。胡氏应麟云：“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词极藻艳，未脱梁、陈。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毕矣。”此为得之。
方氏静宏曰：“太白耻为郑、卫之作，律诗故少。编者多以律类入古中，不知其近体犹存雅调耳。”按太白复古之功，不独在乐府歌行，於五律亦可见。《李诗纬》所谓“太白五律，犹为古诗之遗，特於《风》、《骚》为近”，是也。故知其薄声律，乃得诗源，谓其惮拘束，则成瞀论。观其一生，七律只得八首，固缘阳冰编次之时，著述十丧八九，亦由七律初行，笃於古者尚不屑为耳。太白尝自言：“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何况七律哉？柴虎臣乃云：“太白不长於七律，故集中厥体甚少。”吾不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分白鹭洲”，“城隅渌水明秋月，海上青山隔暮云”，“楼台含雾星辰满，仙峤浮空岛屿微”等诗，柴氏何所见而断其不长也？
胡氏应麟曰：“五言排律，沈、宋二氏，藻赡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按沈、宋排律，人巧而已。右丞明秀，实超沈、宋之上。若气魄闳大，体势飞动，亦未可与太白抗行也。“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来”，“地形连海尽，天影落江虚”等句，右丞恐当避席。若“独坐清天下”、“黄鹤西楼月”等高调，更不待言。故论诗者胸无等级，语即近似，皆成隔阂，此类是也。
高氏棅曰：“开元後五言绝句，李白、王维尤胜诸人。”宋氏荦曰：“李白、崔国辅五绝，号为擅场”。按二说高氏为近之。右丞五绝，冲澹自然，洵有唐至高之境也。但右丞五绝佳处，太白有之，太白五绝佳处，右丞未尝有之，并论终嫌不敌。若崔国辅，特齐、梁之馀，谓不失五绝源于乐府之遗意则可耳。太白五绝，虽亦从六朝清商小乐府而来，而天机浩荡，二十字如千言万言，前人所谓回飙掣电，令人缥缈天际者，国辅能之乎？徐而菴谓“唐人五绝，惟太白擅场”，此言独见得到。然徐氏以太白五绝为似阴铿，阴工此体，故子美诗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也。此又不免泥解杜诗，且不省太白五绝佳处之原委耳。
高氏棅曰：“七言绝句，太白高於诸人，王少伯次之。”按《艺苑卮言》谓“七言绝句，王少伯与太白争胜豪釐，俱是神品”。《诗薮》谓“太白、江宁，各有至处”。《弱侯诗评》谓“龙标、陇西，七绝当家，足称联璧”。《漫堂说诗》谓“三唐绝句，并堪不朽，太白、龙标，绝伦逸群”。然吾独取高氏“少伯次之”之说。夫少伯七绝，古雅深微，意在言表，低眼观场，随声赞美，其实堕云雾中，并不知其意脉所在，此其境地，岂可易求？顾余谓少伯诗，咀含有馀，而飞舞不足也。屈绍隆云：“诗以神行，若远若近，若无若有，若云之於天，月之於水，诗之神者也。而五七绝尤贵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太白一人，盖非靡诘、龙标之所及，所谓鼓之舞之以尽神，繇神入化者也。”细玩屈氏之论，则知高氏所谓“少伯次之”者，非臆见矣。王氏谓“争胜豪釐”，太白胜龙标处，诚在豪釐之间，非老於诗律，不能下斯一语。惜王氏以“俱是神品”一语混之，说成李能胜王，王亦胜李。於是胡氏《诗薮》谓“李写景入神，王言情造极。王宫辞乐府，李不能为；李览胜纪行，王不能为”。意议浅滞，妄分畛域，更不足驳也已。
葛氏立方曰：“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然《梁父吟》云：‘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人间门户，尚不可入，太清倒景，岂易凌蹑乎？有谈玄之作云：‘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腾转风火来，假合作容貌。问语前後际，始知金仙妙。’则所得於佛氏者益邃。”按太白一生，笃好仙术，尝与陈子昂、司马承祯、贺知章为仙宗十友，又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籙於齐州紫极宫，亦惑之至矣。必谓其诗中“凌倒景”、“游八极”、“折若木”、“餐金光”等语，尽如骚人之寓言而为之讳，诚属多事。然亦由其志大运穷，如少陵赠诗所谓“才高心不展，志屈道无邻”者，乃愤而为此轻世肆志之言。观其对当时宰相称海上钓鳌客，且谓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则知其愤激不平，舌唾一世之大意。譬如刘伶、阮籍之遁于酒，不可谊其纯正，亦不能笑其荒湎者也。葛氏乃以“阊阖不可通”句，谓太清尤难倒蹑，则真痴人前不得说梦。而又赞美“风火”、“假合”、“金仙”等句，以为得之佛者较前益邃，则知葛氏之惑，痼於太白多矣。夫太白咏仙咏佛，虽云游戏神通，终属瑕疵，不得曲护。後人於李集旁涉异教之作，学其寓言讽世者，而弃其惑溺不明者，斯为善学太白者耳。
王安石曰：“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汙下，十句九言妇人酒耳。”按荆公此论，《冷斋夜话》、《扪虱新语》皆载之。《老学菴笔记》则谓其非荆公语，乃读李诗未熟者妄言之。此辩极为明通。然务观解为荆公辩诬，却自谓“太白识度甚浅”，举“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等句，斥其“浅陋有索客风”。又云：“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宜其终身坎壈也。”务观之识度诚讳矣，然伊古以来，文章出群之雄，而诗中往往萦情富贵者，亦不独太白也。子美诗云：“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退之诗云：“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子美能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退之能言“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而以学问为富贵公相之饵，且津津教人，抑又何也？瑕不掩瑜，一难废百，读古人诗者，亦观其大端可矣。太白一生飘然不群，富贵要人，实非其心目中所有。苏子瞻谓“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时，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气盖天下矣。夏侯湛《赞东方朔》曰：‘凌跞卿相，嘲哂豪杰，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吾於太白亦云”。曾南丰亦谓其“捷出横步，志狭四裔。始来玉堂，旋去江湖。麒麟凤皇，世岂能拘”。务观何均不之引而为此异论也！夫诗理性情，世俗见地，自宜痛扫；然必摘其全集之微玷，盖厥终身，侪之浅人，亦无当於论世知人之识矣。
苏氏轼曰：“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以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太白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按太白於永王璘一案，千古物议之所丛集；诗以教人忠孝为先，此事不辨，亦安用诗圣为哉！窃取白本传、诗集及他人论断此事者而合勘之，则知白之从璘，始由迫胁，而《旧唐书》所谓“在宣州谒见，遂辟从事”者，误也。既胁以行，见其起兵，遂逃还彭泽，而曾巩《太白集序》所谓“璘兵败，白奔亡宿松”者，误也。按《新唐书》本传云：“安禄山反，白转则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鼓泽。”夫起兵即逃，可见白非佐璘之人，与事败而逃，天渊迥隔，失节与否，专勘此处。论世者一以《新唐书》为主，而白之非失节亦明矣。白後来《宋中丞自荐表》云：“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又《忆旧游书怀》诗云：“仆卧香炉顶，餐霞漱流泉。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夫胁而来，逃而去，辞官弃金，未汙爵赏，白之心事行迹，亦可以告天下後世矣。徒以平日跆籍贵势，世皆欲杀，故朝无平反之人，遂至冤坐大辟，幸郭令援手，乃得免死。杜公所以哀之曰：“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义陈？”曰“先还汉”，曰“岂事秦”，曰“辞醴”，曰“上书”，曰“当时法”，亦剀切示人，字字昭雪矣。苏长公不能据《新唐书》、白本集、杜长律以洗千古之诬，但以白平日知人，断其不从永王，“当由迫胁”，未免臆测无据。且只言“迫胁”，不著辞官弃金、中道逃去之事，则安知非“迫胁”而反乎？论事不核不备，焉能塞议者之口也！若苏次公直谓“永王窃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绝不考究始末，一笔抹倒，读书卤莽之过，又愧其兄多矣。至蔡绦故为太白斡旋，谓其“学本纵横，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功名。大抵才高意广，未必成功，知人料事，尤其所短，若其志赤可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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