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美；胡氏以子美为只兼唐人，似不甚确，然藉此可知子建、子美无优劣也。敖氏器之谓“子美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拟议”，几矣，终不如杜诗“集大成”语为尤的实耳。
严氏羽曰：“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按言宪章，必当言祖述，少陵所祖述者，其《风》、《骚》乎？沧浪不言，何也？且少陵取材，奚啻六朝？观其《过宋之问旧庄》云：“枉道只从入，吟诗许更过。”《陈拾遗故宅》云：“公生扬马後，名与日月悬。”《郭代公故宅》云：“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观薛稷书画壁》云：“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赠蜀僧闾邱师叙闾邱均》云：“晚看作者意，妙绝与谁论？”《哀故国相张公九龄》云：“自我一家则，未缺只字警。”则知少陵於本朝诸巨公，靡不息心研玩，安得以其“熟精《文选》理”，“续儿诵《文选》”之句，遂谓其取资止於六朝哉？
范氏温曰：“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使其皆工，则峭急无古气，如李贺之流是也。”又曰：“齐、梁诸诗人，以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绮丽风花伤其正气，由於理不胜而词有馀也。杜公虽涉於风花点染，然穷理尽性，巧移造化矣。”按王敬美云：“杜诗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丽句，有险句，有拙句，有累句，拙累不能为掩瑕也。抑知拙累正所以为古气哉？”陈後山云：“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诗，工、易、新、奇、常，莫不好也。”观此，乃知诗不嫌拙。昔赵秋谷议渔洋、竹之诗曰：“朱贪多，王爱好”。爱好则与“拙”字相反，故为渔洋诗病。范氏之言信当矣。然予考王琪曰：“子美诗有近质者，如‘麻鞋见天子’，‘垢腻脚不蔑’之类，所谓转石於千仞之山，势也。学者效之过甚，岂远大者难窥乎？”屠氏隆亦曰：“人谓少陵最可喜处，不避粗硬，不讳朴野。予谓老杜大家，言其兼雅俗文质，无所不有，是矣。乃其所以擅场当时，称雄百代者，则多得之悲壮瑰丽，沈郁顿挫。至其不避粗硬，不讳朴野，固云无所不有，亦其资性则然，擅场正不在此。”此二则最平正无流弊。盖“拙”字不可故避，致来“爱好”之讥；亦不可目为擅场，但装拗语硬语，自许浣花衣钵，实堕小径旁门，如王元美所谓“不画人物而画鬼魅”，柴虎臣所谓“献吉摹仿杜诗，多任心率笔，拙而无味，俗而伤雅”者也。范氏能知杜诗工拙相半，固为有见。但李贺、温岐，刻划害理，其病正坐一巧。梦得优游，差胜两家。范氏并贬之，似太过。至谓“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亦不尽然。杜有全首拙者，七言绝最多；全首工者，七言绝亦有之。他诗愈多。其工拙杂糅之作，诚难更仆数，终不得谓其篇篇皆如此耳。
江氏盈科曰：“子美作诗之时，即有意於传世。其诗曰：‘为人兴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按诗之为道，非惊人事也。必以惊人为事，李贺之奇，卢仝之僻，将为正宗，而温柔敦厚之教晦矣。且传与不传，非己之分内事。方作诗时，即有意於传世，是诗为务外徇名之物，非言志之用也。世教陵夷，学校浮薄之子，钻研吟咏，无非为惊人传世之资，好名弃实，凿情害理，诗未传而心术学术已不可问。然则杜公有此二语，何也？曰：杜公自逊其初年学述之未成耳。言“兴僻”则非中正之道甚明，故紧接二语曰：“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则知老而学力大醇，不复有此偏僻之兴，所以春来花鸟，无事雕肝钅术肾之深愁，而物情自然由中也。若以“老去漫兴”者为不精，则其结句云：“安得诗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语意已不实注。何者？谢公险句固多，要以天然为拔萃，“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人人脍炙，杜岂不知。陶公一生，本天为诗，曷尝有惊人之意挂其胸次哉？杜公他日又云：“晚节渐於诗律细。”“细”与“漫与”是二是一，“漫与”乃所以为“细”也。必求惊人者，粗中之徒，任气陵蔑焉耳。杜公殆故抑其少作，而发此微言，以教人欤？程氏曰：“杜诗如董仲舒策，句句典雅，堪作题目。馀人诗非不佳，可命题者终少。好诗与好句，政自不同。”程氏此论极有味。人能知好诗与好句之优劣，则知惊人之句，必非典雅之诗，看董子三策，浑灏优游，殊不存一惊人之志也。黄山谷亦云：“文章好奇，自是一病，须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观子美到夔州後诗，退之自潮州还朝後文，皆不烦绳削而自合。”朱子谓“杜诗晚年横逸不可当”。夫“横逸不可当”者，风动雷行，神工鬼斧，即山谷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也。世人不玩朱子“横逸不可当”之意，而耳食朱子夔州以後自出规模之说，便疑其老而漫与，率笔颓唐，无关佳处。试问夔州以後诗，如《谒先主庙》、《古柏行》、《诸将》、《秋兴》、《咏怀古迹》作，煌煌名篇，可置之耶？总之，杜公早年晚年，皆有极意研练之诗，亦皆有兴到疾挥之诗。谢无逸所谓“老杜有自然不做语到极至处者，有雕琢语到极至处者”。黄氏生论亦如此，予极韪之。若论其大概，则山谷晚年“不烦绳削”之言，实不谬。故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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