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忧患，业业焉，孜孜焉。其畏天悯人，思及时而动乎！繁师玄曰：远矣！吾视《易》易之道何其难乎！曰：有是夫！“终日乾乾”可也。
刘炫问《易》，曰：圣人于《易》，没身而已，况吾侪乎？炫曰：吾谈之于朝，无我敌者。不答。退谓门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北山黄公善医，先寝食而后针药。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说卦。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是为知《易》。孟子之言，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
程子曰：观《易》须看时，然后观逐爻之才。一爻之中，当包函数意，圣人常取其重者而为之辞。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尝言者，又有且言其时，不及其爻之才者。皆临时参考，须先看卦，乃看得辞。
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如《系辞》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
《易》须是默识心通，只穷文意，徒费力。
朱子曰：看《易》须是看他卦爻未画以前，是怎模样，却就这上见得他许多卦爻象数，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诗》则因风俗世变而作，《书》则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悬空说出。当其未有卦画，则浑然一太极。在人则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一旦发出，则阴阳吉凶，事事都有在里面。人须是就至虚静中，见得这道理周遮通珑方 经书难读，而此经为尤难。盖末开卷时，已有一重象数大概功夫。开卷之后，经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说杀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见本来“开物成务”活法。
《易》不比《诗》《书》，他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只一两个字，便是一个道理。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今既未尽经历，非是此心大段虚明宁静，如何见得？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长。若只凭地悬空看，也没甚意思。又曰：说《易》“得其理，则象数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观，却须先见象数的当下落，方说得理不走作。不然，事无实证，则虚理易差也。
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看伏牺之《易》，如未有许多《彖》、《象》、《文言》说话，方见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及文王周公分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已是文王周公自说出一般道理了。然犹是就人占处说。如占得《乾》卦，则大亭而利于正耳。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以上论读《易》。
孔氏颖达曰；龙出于河，则八卦宣其象。麟伤于泽，则“十翼”彰其用。业资几圣，时历三古。及秦亡金镜，未坠斯文。汉理珠囊，重兴儒雅。其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原夫《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
程子曰：邵尧夫先生之学，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陈图南先生。朔其源流，远有端绪。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见矣。而先生淳一不杂，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
尹氏火享曰；伊川先生践履尽易，其作《传》只是因而写成。熟读玩味，既可见矣。
朱子门人间“当期”，曰：《易》卦之位，震东、离南、兑西、坎北者为一说，十二辟卦分属十二辰者为一说。及焦延寿为卦气直日之法，乃合二说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离兑坎二十四爻直四时，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为分四十八卦为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说生焉。若以八卦为主，则十二卦之乾不当为巳之辟。坤不当为亥之辟，艮不当侯于申酉，巽不当侯于戌亥。若以十二卦为主，则八卦之乾不当在西北，坤不当在西南，艮不当在东北，巽不当在东南。彼此二说，互为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为公侯卿大夫，以附于十二辟卦，初无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无所据矣。不待论其减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后可以见其失也。扬雄《太玄》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苜，盖亦去其震离兑坎者，而但拟其六十卦耳。诸家于八十一首，多有作拟震离兑坎者。近世许翰始正其误。至立踦蠃二赞，则正以七百二十九赞，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数而益之。
恐不可反据其说，以正焦氏之说也。
先天图非某之说，乃康节之说。非康节之说，乃希夷之说。非希夷之说，乃孔子之 问伊川《易》说理太多，曰：伊川言圣人有圣人用，贤人有贤人用。若一爻只作一事，则三百八十四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事也。说得极好，然他解，依旧是三百八十四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
《诗》《书》略看训诂，解释文义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尽说，如何会过得他？若《易传》却可脱去本文。程子此书平淡地漫漫委曲，说得更无余蕴，不是那敲磕逼匝出底义理，平铺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难学，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作，若《易传》淡底文字，如何可及？问《易传》大概将三百八十四爻作人说，恐通未尽否？曰：也是。即是不可装定作人说，看占得如何。有就事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则为事，以终始言之则为时，以高下言之则为位，随所作而看皆通。《系辞》云：“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岂可装定作人说？此书近细读之，恐程《传》得之已多，但不合全说作义理，不就卜筮上看，故其说有无顿著处耳。今但作卜筮看，而以其说推之，道理自不可易。
自秦汉以来，考象辞者，泥于术数，而不得其弘通简易之法。谈义理者，沦于空寂，而不适乎仁义中正之归。求其因时立教以承三圣，不同于法而同于道者，则唯伊川先生程氏之书而已。
老苏说《易》，专得于“爱恶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这六爻，似那累世相仇相杀底人相似看。这一爻攻那一爻，这一画克那一画，全不近人情。东坡见他恁地太粗疎，却添得些佛老在里面，其书自作两样。
王氏应麟曰：以义理解易，自王弼始，何晏非弼比也。清谈亡晋，衍也，非弼也：范宁以王弼何晏并言，过矣。
程子言《易》，谓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朱子以为先见象数，方说得理，不然，事无实证，则虚理易差。愚尝观颜延之《庭诰》云：马、陆得其象数，取之于物；荀、王举其正宗，得之于心。其说以荀、于为长。李泰发亦谓一行明数而不知其义，管辂明象而不通其理。盖自辅嗣之学行，而象数之说隐。然义理象数，一以贯之，乃为尽善。以上论诸家说《易》。
义 例时消息盈虚之谓“时”，《泰》、《否》、《剥》、《复》之类是也。又有指事言者，《讼》、《师》、《噬嗑》、《颐》之类是也。又有以理言者，《履》、《谦》、《咸》、《恒》之类是也。又有以象占者，《井》、《鼎》之类是也。四者皆谓之时。
位贵贱上下之谓“位”。王弼谓中四爻有位，而初上两爻无位，非谓无阴阳之位也，乃谓爵位之位 德刚柔中正不中正之谓“德”。刚柔各有善不善，时当用刚，则以刚为善也；时当用柔，则以柔为善也。唯中与正，则无有不善者。然正尤不如中之善，故程子曰，正未必中，中则无不正也。六爻当位者未必皆吉，而二五之中，则占者独多，以此故尔。
应、比“应”者，上下体相对应之爻也。“比”者，逐位相比连之爻也。《易》中比应之义，唯四与五比，二与五应为最重。盖以五为尊位，四近而承之，二远而应之也。然近而承者，则贵乎恭顺小心，故刚不如柔之善。远而应者，则贵乎强毅有为，故柔又不如刚之善。夫子曰：“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夫言柔之道不利远，可见刚之道不利近矣。又可见柔之道利近，刚之道利远矣。
夫子此条，实全《易》之括例。
凡比与应，必一阴一阳，其情乃相求而相得。若以刚应刚，以柔应柔，则谓之“无应”。以刚比刚，以柔比柔，则亦无相求相得之情矣。
以此例推之，《易》中以六四承九五者，凡十六卦，皆吉。《比》曰“外比于贤”，《小畜》曰“有孚惕出”，《观》曰“利用宾于王”，《坎》曰“纳约自牖”，《家人》曰“富家”，《益》曰“中行告公从”，《井》曰“井甃无咎”，《浙》曰“或得其桷”，《巽》曰“田获三品”，《涣》曰“涣其群元吉”，《节》曰“安节亭”，《中孚》曰“月几望”，皆吉辞也。唯《屯》、《需》与《蹇》、则相从于险难之中，故曰“往吉”，曰“出自穴”，曰“来连”。《既济》则交儆于未乱之际，故曰“终日戒”，亦皆吉辞。
以九四承六五，亦十六卦，则不能皆吉，而凶者多。如《离》之“焚如死如弃如”，《恒》之“田无禽”，《晋》之“鼫鼠”，《鼎》之“覆餗”，《震》之“遂泥”，皆凶爻也。《大有》之“匪彭”，《睽》之“睽孤”，《解》之“解拇”，《归妹》之“愆期”，《旅》之“心未快”，《小过》之“往厉必戒”，虽非凶爻，而亦不纯吉。唯《豫》之四，一阳而上下应，《噬嗑》之四，一阳为用狱主，《丰》之四，为动主以应乎明，《大壮》之壮，至四而极，《未济》之未济，至四而济，皆卦主也，故得吉利之辞，而免凶咎。
以九二应六五者，凡十六卦，皆吉。《蒙》之“子克家”，《师》之“在师中”，《泰》之“得尚于中行”，《大有》之“大车以载”，《蛊》之“干母蛊”而“得中道”，《临》之“咸临吉而无不利”，《恒》之“悔亡”，《大壮》之“贞吉”，《睽》之“遇主于巷”，《解》之“得黄矢”，《损》之“弗损益之”，《升》之“利用禴”，《鼎》之“有实”，皆吉辞也。唯《大畜》之“舆说輹”，则时当止也；《归妹》“利幽贞”，则时当守也；《未济》“曳轮贞吉”，则时当待也，亦非凶辞也。
以六二应九五，亦十六卦，则不能皆吉，而凶吝者有之。如《否》之“包承”也，《同人》之“于宗吝”也，《随》之“系小子失丈夫”也，《观》之“窥观可丑”也，《咸》之“咸其腓凶”也，皆非吉辞也。《屯》之“屯如遭如”，《遯》之“巩用黄牛”，《蹇》之“蹇蹇匪躬”，《既 自二五之外，亦有应焉。自四五之外，亦有比焉。然其义不如应五承五者之重也。
以应言之，四与初，犹或取相应之义，三与上则取应义者绝少矣。其故何也？四，大臣之位也，居大臣之位，则有以人事君之义，故必取在下之贤德以自助，此其所以相应也。上居事外，而下应于当事之人，则失清高之节矣。三居臣位，而越五以应上，则失勿二之心矣。此其所以不相应也。然四之应初而吉者，亦唯以六四应初九耳。盖初九为刚德之贤，而六四有善下之美，故如《屯》、《贲》之“求婚媾”也，《颐》之“虎视耽耽”也，《损》之“使遄有喜”也，皆吉也。若九四应初六，则反以下交小人为累，《大过》之“不桡乎下”，《解》之“解而拇”，《鼎》之“折足”是也。
以比言之，唯五与上，或取相比之义，余爻则取比义者亦绝少。其故何也？五，君位也，尊莫尚焉，而能下于上者，则尚其贤也，此其所以有取也。然亦唯六五遇上九，乃取斯义。盖上九为高世之贤，而六五为虚中之主。故如《大有》、《大畜》之六五、上九，孔子则赞之以“尚贤”；《颐》、《鼎》之六五、上九，孔子则赞之以“养贤”，其辞皆最吉。若以九五比上六，则亦反以尊宠小人为累，如《大过》之“老妇得其士夫”，《咸》之“志末”，《夬》之“苋陆”，《兑》之“孚于剥”，皆是也。独《随》之九五下上六，而义有取者，卦义刚来下柔故尔，若初与二，二与三，三与四，则非正应而相比者，或恐陷于朋党比周之失，故其义不重。
此皆例之常也。若其爻为卦主，则群爻皆以比之、匝之为吉凶焉，故五位之为卦主者，不待言矣。如《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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