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观点看，拘留应该仅仅是剥夺自由。但是，履行这项职能的监禁却总是包含着一种技术性规划。从公开处决（具有壮观的仪式，其技术与制造痛苦的仪式混合在一起）到监狱刑罚（被沉重的建筑物所埋藏，被管理机构的机密性所掩盖）的转变并不是向一种无差别的、抽象的、混合的刑罚的转变，而是从一种惩罚艺术向另一种毫不逊色的精巧的惩罚艺术的转变。这是一种技术变化。从这种转变中产生了一种症状，一种象征，即1837年警务马车取代了铁链囚犯队。
铁链囚犯队的传统起源于划船苦役，在七月王朝时期依然存在。在19世纪初它似乎具有一种展示的意义。这可能是由于它能把两种惩罚形式结合在一种现象中，即它是一种把拘留展示为酷刑仪式的方式。（福歇（faucher指出，“尤其是在断头台几乎完全被废除以后”，铁链囚犯队是一种公开展示。）1836年夏天，“最后一批铁链囚犯队”在法国穿行。关于这批人及关于铁链囚犯队的弊病的报道，使我们能够重新发现这种与“教养科学”准则大相径庭的运作。它开始于一种断头台仪式：在比塞特（bio6tre）监狱的院子里钉铁项圈和铁链。犯人的脖颈被向后扳在一块砧板上。这时刑吏的技巧就在于用力打击而又不打破头部。这是一种颠倒过来的、知道如何不给人以致命打击的技巧。“比塞特的院子展示着酷刑工具：若干带有铁项圈的长链条。狱吏（artoupans）们临时充当铁匠，安置好砧板和斧头。那些将被钉上项圈的头颅被固定在沿墙小径的铁栅周围，或凄凉悲哀或英勇无畏，表情不一。再往上看，在监狱的每一层，人们都可以看到从囚室栅栏伸出的腿和手臂，让人想起一个人肉市场。这些犯人头一天曾帮助他们同伴梳妆打扮，现在这些同伴完全是受难的姿态。他们坐在地上，两两一组背靠着背。八镑重的铁链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膝盖上。铁匠测量他们头部的尺寸，改制一英寸厚的项圈。钉一个铁项圈需要有三个人。第一个人扶住砧板，第二个人举着铁项圈的两半，并伸出两臂保护犯人的头部，第三个人用大斧不断地敲打，打平锁栓。每一下敲打都使头部和身体震动。……的确，没有人去想，如果斧子砍歪，犯人会遭遇什么危险。当人们在这种对卑贱处境中的同胞的鄙视中感受到惊心动魄的恐怖时，那种想法也就被抵消了。”门’这种运作还有公开展示的方面。根据《判决公报》的报道，1836年7月19日，有十万以上的人观看铁链囚犯队离开巴黎：“从田舍花园到玛尔第格拉斯……”，有权有势的人都站在远处观看这个被铁链挂在一起的大游牧部落通过。后者属于另一种人，属于“有权进入苦役船和监狱的种族”。下层阶级观众像出席公开处决的场面一样，与犯人进行着多重意义的交流，变换着进行凌辱、威胁、鼓励和攻击，时而表示愤恨，时而表示同情。某种激烈的情绪伴随着整个游街过程，有时是反对司法过于严峻，有时是抗议司法过于宽大。人们高声痛骂所痛恨的罪犯，但又对所认识的犯人发出同情的喝彩。人们与警察不时地发生冲突：“在从枫丹白露栅栏开始的整个行进过程中，一群激愤的观众大声辱骂德拉科隆回。他们高呼：打倒这个牧师，打倒这个可恶的人，他罪该万死。要不是市政警卫采取坚定而有力的措施，就可能出现严重的騒乱。在沃吉拉尔，婦女的情绪最为激愤。她们高呼：打倒可恶的牧师，打倒残忍的德拉科隆回！蒙特鲁日和沃吉拉尔的警长以及几位区长和副区长因试图维护法庭判决而受到严厉指责。在快要到伊西时，弗朗索瓦认出了阿拉尔和队伍中的官员，把木碗掷向他们。这使人想起该犯的某些同伙的家人就住在艾佛利。因此，警官马上沿路散开，紧紧跟随囚车。那些巴黎帮的歹徒纷纷向警察头上掷木碗，有些警察被击中。这时人群里产生强烈的反应，开始彼此殴斗。”（《判决公报》，1836年7月20日）。从比塞特到塞夫勒，当铁链囚犯队经过时，许多人家被抢劫（《法朗吉》，1836年8月1日）。
在这个送别犯人的节日中，有驱赶替罪羊仪式的某种因素，有愚人节的某种因素（只是角色颠倒过来），有旧式断头台仪式的某种因素（真相应该大白于天下），还有那些民众场面的因素（著名的角色或传统的榜样受到承认）：真相与丑恶大表演，牛鬼蛇神大游街，既有对露出本来面目的罪人的辱骂，又有对罪行的喝彩。人们力图重新发现曾荣耀一时的罪犯的面目。招贴传单提醒人们回想起眼前通过的这些人的罪行。报纸提供这些人的名单，介绍他们的生平，有时还描述他们的外貌或服装，使人们能够辨认他们。这就像是演出节目单。’2’民众还要仔细考察不同的罪犯类型，试着根据容貌或服装来判断犯人的“职业”，分辨他是凶犯还是窃贼。这是一种化装舞会和提线木偶游戏。对于更有教养的人来说，这还提供了犯罪人种研究的经验材料。从使用支架眼镜到运用加尔（gall）”的颅相学，不同的人按各自的意愿运用着各种犯罪符号学：“不同人的相貌同衣服一样五花八门：这是一个庄严高贵的头颅，一张牟利罗（morillo）”笔下的面孔；那是一幅邪恶的面孔，眉毛浓重突出，显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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