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潇著《游艺录》卷下有论近人古文一则云：
“余初入京师，于陈石士先生座上得识上元管同异之，二君皆姚姬传门下都讲也，因闻古文绪论，谓古文以方望溪为大宗，方氏一传而为刘海峰，再传而为姚姬传，乃八家之正法也。余时于方姚二家之集已得读之，唯刘氏之文未见，虽心不然其说而口不能不唯唯。及购得《海峰文集》详绎之，其才气健于方姚而根柢之浅与二家同，盖皆未闻道也。夫文以载道，而道不可见，于日用饮食见之，就人情物理之变幻处阅历揣摩，而准之以圣经之权衡，自不为迂腐无用之言。今三家文误以理学家语录中之言为道，于人情物理无一可推得去，是所谈者乃高头讲章中之道也，其所谓道者非也。八家者唐宋人之文，彼时无今代功令文之式样，故各成一家之法，自明代以八股文为取士之功令，其熟于八家古文者即以八家之法就功令文之范，于是功令文中钩提伸缩顿宕诸法往往具八家遗意，传习既久，千面一孔，有今文无古文矣。豪杰之士欲为古文，自必力研古书，争胜负于韩柳欧苏之外，别辟一径而后可以成家，如乾隆中汪容甫嘉庆中陈恭甫，皆所谓开径自行者也。今三家之文仍是千面一孔之功令文，特少对仗耳。以不对仗之功令文为古文，是其所谓法者非也。余持此论三十年，唯石屏朱丹木所见相同。”这里就思想与文章两面，批评方姚及八大家的古文，有独到的见识，就是对于现今读书作文的人也是很好的参考。蒋君极佩服戴东原钱竹汀，以为是古今五大儒之二，我们可以找出一二相同的意见来，加添一点的证据。《潜揅堂文集》卷三十一《跋方望溪文》云：
“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临川李巨来轻之。望溪尝携所作曾祖墓铭示李，才阅一行即还之，望溪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请其说，李曰，今县以桐名者有五，桐乡桐庐桐柏桐梓，不独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后世谁知为桐城者，此之不讲，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其护前如此。金坛王若霖尝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论者以为深中望溪之病。偶读望溪文，因记所闻于前辈者。”又卷三十三《与友人书》，详论方望溪文之缪，以为其所谓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因谓若方氏乃真不读书之甚者，今不具引。王若霖的两句话可以算是不刊之论，无怪如《与友人书》所说，方终身病之。近代的人也多主张此说，《王湘绮年谱》卷五记其论文语云，明代无文，以其风尚在制艺，相去辽绝也，茅鹿门始以时文为古文，因取唐宋之似时文者为八家。这样一说更是明了，八家本各成一家之法，以时文与古文混做的人乃取其似时文者为世俗选本，于是遂于其中提出所谓义法来，以便遵守，若博观而求之，则不能得此捷径矣。方望溪读过许多书，但在奇正浓淡详略本无定法的古文中间，欲据选本以求捷径，其被称为不读书亦正是无足怪也。在思想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形。《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论权末一条详说宋以来儒者理欲之辨的流弊，有云：
“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绝，曰主一无适。此即老氏之抱一无欲，故周子以一为学圣之要，且明之曰，一者无欲也。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存者，凡事为皆出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而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老庄释氏主于无欲无为，故不言理，圣人务在有欲有为之咸得理，是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君子使欲出于正不出于邪，不必无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于是才说诬辞反得刻议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辨使吾子无完行者为祸如是也。”又云：
“夫尧舜之忧四海困穷，文王之视民如伤，何一非为民谋其人欲之事，惟顺而导之，使归于善。今既截然分理欲为二，治己以不出于欲为理，治人亦必以不出于欲为理，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轻其所轻，乃吾重天理也，公义也，言虽美而用之治人则祸其人，至于下以欺伪应乎上，则曰人之不善，胡弗思圣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义，而人易免于罪戾者之道也。孟子于民之放辟邪侈无不为以陷于罪，犹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哉。”戴君的意见完全是儒家思想，本极平实，只因近千年来为道学家所歪曲，以致本于人情物理而归于至当的人生的路终乃变而为高头讲章之道，影响所及，道德政治均受其祸，学术艺文自更无论矣，得戴君出而发其覆，其功德殊不少也。这种意思从前也有人说过，不过较为简单，如清初刘继庄在《广阳杂记》卷二中一则云：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