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也有爱滋病、变态、冷漠、吸毒之类的苦果。如果有人去那里宣言只要敢就获取了天堂的入场券，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除的困惑和苦恼，甚至进而达到人生幸福的至境，这个神经病肯定半个美元也赚不着。
自由是一种风险投资。社会对婚姻问题的开明，提供了改正错误的自由也提供了增加错误的自由。解放者从今往后必须孤立无援地对付自己与相关的困惑和苦恼，一切后果自己承担，没法向礼教赖账。正如有些父母怕孩子摔跤就不让他们踢球，我们为勇敢破禁欢呼。但勇敢就是勇敢，勇敢不是包赚不赔的特别权。一九六八并不是幸运保险单的号码。踢足球就是踢足球，一只足球不算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东西，不值得大吹大擂。穿上球鞋不意味着一定能射门得分，一定成为球星，更不意味着万事如意。
对理论常常不能太认真。
一个现代女子找到了一个她感趣的男人，如果对方婉言拒绝她，这个女子就可能断言对方在压抑自己。你怎么活得这么虚伪呢？你太理智了，我觉得理智是最可恶的东西，是最压抑人和情感的东西。人生能有几时醉？……
这个女子开导完了，出门碰到一……
[续性而上的迷失上一小节]个使她极其恶心的男人，被对方纠缠不休，她就可能说出另外一些理论：你怎么这样不克制自己呢？怎么这样缺乏理智呢？你只能让我恶心，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无耻的人……
这个女子的理智论和反理智论兼备，只是随时根据具情况各派其用，各得其所。你能说她是“理智派”还是“感情派”？同样，如果她心爱的丈夫另有新欢，要抛弃她了，她可能要大谈婚姻的神圣；时隔不久如果她找到了更可心的人，对方是人家的丈夫，她就可能要大谈婚姻的荒谬。你能说她是卫道士还是第三者乱？如此等等。
理论、观念、概念之类，一到实际中总是为利慾所用。尤其在最虚无又最实用的现代，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中间，理论通常只是某种利慾格局的现，标示出理论者在这个格局中的方位和行动态势。一般来说，每一个人在这个利慾格局中都是强者又都是弱者——只是相对于不同的方面而言。因此每一个人都万法皆备于我，都是潜在的理论全息，从原则上说，是可以接受任何理论的，是需要任何理论的。用这一种而不用那一种，基本上取决于利慾的牵引。但这决不妨碍对付格局中的其它方面的时候，或者在整个格局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及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理论面目。比如一个大街上的革新派，完全可能是家里的保守派；一个下级面前的集权派，完全可能是上级面前的民主派。
这种情形难免使人沮丧：你能打起精神来与这些堂而皇之的理论较个真吗？
纵慾论在实际生活那里，通常是求爱术的演习，到时候与自述不幸、请吃请喝、看手相、下跪等等合用，也有点像征服大战时的劝降书。若碰上恶心的纠缠者，他们东张西望决不会说得这么滔滔不绝。他们求爱难而拒爱易，习惯于珍视自己的慾望而漠视他人的慾望， 满脑子都是美事，因此较为偏好纵慾说。就像一些初入商界的毛头小子，只算收入不算支出，怎么算都是赚大钱，不大准备破产时的说辞和安身之。
他们中的一些人通常不喜欢读书这类累人的活，瞟一瞟电视翻翻序跋当然也足够开侃。所以他们的宣言总是丰繁而又混乱，尤其不适宜有些呆气的人来逐字逐句地较真。比如他们好谈弗洛伊德，从他的“里比多”满足原理中来汲取自己偷情的勇气，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正是这一个弗洛伊德强调慾压抑才能产生心理能量的升华，才得以创造科学和艺术，使人类离原始和物质的状态。他们也好谈m.巴特、j德里达以及后现代主义，用“差延”、“解构”、“颠复”等等眼来威慑文明规范，力求回复人的自然原态。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巴特们的文化分析正是从所谓“自然原态”下刀，其理论基点就是揭示“自然原态”的欺骗、虚妄，是一种统治人类太久的神话。一切都是文本，人的一切都免不了文化的侵染。巴特们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与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割席分道，开始了天才的叛逆。用他们来声张“自然原态”或“人之本”，哪儿跟哪儿？
很有些人，从不曾注意弗洛伊德和巴特的差别，不曾注意尼采和萨特的差别，不曾注意孔子和毛泽东的差别，最大的本领只是注意名人和非名人的差别，时髦与不时髦的差别。他们擅长把一切时髦的术语搜罗起来，一古脑儿地用上。就像一个乡下小镇的姑娘闯进大都市之后，把商店里一切好看的化妆品都抹在自己脸上。这也是一种。
pastiche——拼凑，杂拌，瞎搅和，以五颜六的脸作为时标准像。
一直有人尝试办专供妇女看的情杂志，但屡屡失败，顾客寥落。不能说男的身天生丑陋不堪入目，也不能说妇女还缺乏足够的勇气冲破礼教——某些西方女子躶泳躶舞躶行都不怕了还怕一本杂志？这都不是原因，至少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个现象只是证明：身不太被女看重，没有出版商想象的那种诱惑力。女对男来者不拒，常常是男作家在通俗杂志里自我满足的夸张，是一种对女的训练。
在这一点上，女人与男人很不一样。
有些专家一般地认为，男天生地有多恋倾向，而女天生地有独恋倾向，很多流行小册子都作如是说。多恋使人想到兽类，似乎男人多兽，常常适合“兽发作”之类的描述。独恋使人想到多是“从一而终”的鸟类，似乎女人多鸟，“小鸟依人”之类的形容就顺理成章。这种看法其实并不真实。女来自人类进化的统一过程，不是另走捷径直接从天上飞临地面的鸟人。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如果让妻子少一点对丈夫的经济依附，多一点走出家门与更多异交往的机会，等等，她们也能朝秦暮楚地“小蜜”“小情”起来。
女与男的不同，在于她们无论独恋还是多恋，对男人的挑选还是要审慎得多，苛刻得多。大多男人在寻找对象时重在外表的姿，尤其猎过多时最害怕投入感情，对方要死要活卿卿我我的缠绵只会使他们感到多余，琐屑，沉重，累人，吃不消。而大多女人在寻找对象时重在内质，重在心智，能力，气度和品德——尽管不同文化态度的女人们标准不一，有些人可能会追随时风，采用金钱、权势之类的尺度，但她们总是挑选尺度上的较高值，作为对男人的要求，看重内质与其他女人没有什么两样。俗话说“男子无丑相”，女多把相貌作为次等的要求，一心要寻求内质优秀的男人来点燃自己的情感。明白此理的男人，在正常情况下的求爱，总是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或是勇武，或是高尚，或是学贯中西，或是俏皮话满腹，如此等等，形成精神吸引，才能打动对方的春心。经验每每证明，男子无情亦可慾，较为容易亢奋。而女人一般只有在精神之光的抚照下，在爱意浓厚情绪热烈之时，才能出现交合中的gāo cháo。从这一点来看，男人的活动可以说是“慾主导”型，而女人的活动可以说是“情恋主导”型。
男人重“慾”，嫖娼就不足为怪。女人重“情”，即便找面首也多是情人或准情人——在武则天、叶卡德琳娜一类宫廷“婬妖”的传说中，也总有情意绵绵甚至感天动地的情节，不似红灯区里的交换那么简单。男子的同恋，多半有肉关系。而女子的同恋，多半只有精神的交感。男子的征婚广告，常常会夸示自己的责任感和能力(以存款、学历等等为证)，并宣言“酷爱哲学和文学”——他们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女子的征婚手段，常常是一张悦目的艳照足矣——她们知道男人需要什么。
这并非说女都是柏拉图，尤其一些风尘女子作为被金……
[续性而上的迷失上一小节]钱或权势毒害的一种特例，这种经济或政治活动可以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主导”也当然不是全部。女子的慾也能强旺(多在青年以后)，不过那种慾往往是对情恋的确证和庆祝，是情恋的一种物化仪式。在另一方面，男子也不乏情恋(多在中年以前)，不过那种情恋往往是慾的铺垫和余韵，是慾的某种精神留影。丰繁复杂的文化积存，当然会改写很多人的本，造成很多异变。一部两互相渗透互相塑造的长长历史中，男女都很可能会演变为对方的作品。两的冲突有时发生在两之间，有时也可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男文化一直力图把女塑造得感官化、媚女化。女子无才便是德，但三围定要合格，穿戴不可马虎，要秀可餐妩媚动人甚至有些婬荡——众多电影、小说、广告、妇女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于是很多女子本不愿意妖媚的，是为了男人才学习妖媚的，搔首弄肢卖弄风情，不免显得有些装模作样。女文化则一直力图把男塑得道德化、英雄化。坐怀不乱真君子，男儿有泪不轻弹，德才兼备建功立业而且不弃糟糠——众多电影、小说、广告、男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于是很多男子本不愿意当英雄的，是为了女人才争做英雄的，他们作深沉态作悲壮态作豪爽态的时候，不免也有些显得装模作样。
装模作样，证明了这种形象的后天和人为。只是习惯可成自然，经验可变本能，时间长了，有些人也就真成了英雄或媚女，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些意思。
道德是弱者用来制约强者的工具。女相对于男的弱状态，决定了道德的女别。在以前，承担道德使命的文化人多少都有一点女化的文弱，艺术和美都有女神的别名。曹雪芹写《红楼梦》，认为女人是，男人是污浊的泥。川端康成坚决认为只有三种人才有美：少女，孩子以及垂死的男人——后两者意指男人只有在无状态下才可能美好。与其说他们代表了东方男权社会的文化反省，勿宁说他们现了当时弱者的道德战略，在文学中获得了战果。
工业和民主提供了女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自主地位，就连在军事这种女从来最难涉足的禁区，女也开始让人刮目相看——海湾战争后一次次模拟电子对抗战中，心寻手巧的女队也多次战胜男队。这正是女进一步要求自尊的资本，进一步争取爱自主爱自由的前提。奇怪的是，她们的呼声一开始就被男借用和改造，最后几乎完全湮灭。旧道德的解除，似乎仅仅只是让女更加慾化，更加玩物化，更加要为迎合男而费尽心机。假假臀是为了给男人看的；耍小子或故意痛恨算术公式以及认错外交部长，是为了成为男人“可爱的小东西”和“小傻瓜”；商业广告教导女人如何更有女人味：“让你具有贵妃风采”，“摇动男人心旌的魔”，“有它在手所向敌”，如此等等。女要按流行歌词的指导学会忍受孤寂，接受粗暴，被抛弃后也无悔无怨。“我明明知道你在骗我，也让我享受这短暂的一刻……”有一首歌就是这样为女人编出来的。
相反，英雄主义正在这个时代褪，忠诚和真理成了过时的笑料，山盟海誓天长地久只不过是电视剧里假惺惺的演出，与卧室里的结局根本不一样。女人除了诅咒几句“男子汉死绝了”之外，对此毫无办法。有些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愤愤地指责，工业只是使这个社会更加男权中心了，金钱和权利仍然掌握在男人手里，男话语君临一切，女心理仍然于匿名状态，很难进入传媒。就像这个社会穷人是多数，但人们能听到多少穷人的声音？
对这些现象作出价值裁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要指出的只是：所谓解放非但没有缓释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倒使危机更加深重，或者说是使本就深重的危机暴露得更加充分了。女人在寻找英雄，即便唾弃“良家妇女”的身分，也未尝不暗想有朝一日扮演“红粉知己”，但越来越多的物质化男人，充当英雄已力不从心，不免令人失望，最易招致“负心”、“禽兽”之类的指责。男人在寻找媚女，但越来越多被文明史哺育出来的精神化女人，不愿接受简单的泄慾，高学历女子更易有视媚为俗的心理逆反，也难免令人烦恼，总是受到“冷感”、“寡慾”之类的埋怨。影视剧里越来越多爱呵恋呵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两反倒越来越难以协调，越来越难以满足异的期待。
女的情恋解放在电视剧里，男的慾解放在上。两种解放的目标错位，交往几天或几周之后，就发现我们全都互相扑空。
m.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表达了一种情慾分离观。男主人公与数不胜数的女人及时行乐，但并不妨碍他对女主人公有着忠实的(只是需要对忠实重新定义)爱情。对于前者，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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