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和《楚辞》就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敬重他的人会称这是他学术上的创举，严谨死板的人则会指责他扰乱了学术规范。子展先生并不在意自己的方法是独创还是失范，他所注重的仅仅是歌这种形式，他要用歌来唱出他对家、社会、人生最炽烈、最深沉的爱。他注《楚辞》“悲忧穷戚独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绎。去乡离家兮来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一段时，满怀深情地唱到：“悲忧穷蹙啊独居空廓！那美好的一人啊心里不悦。去乡离家啊来做远客，远哉逍遥啊今后哪里停歇？”这不正是子展先生彼时身世境况、苦闷心情的逼真写照吗？
子展先生越来越沉默了，昔日的“狂姿”似乎一去不复返，一丝痕迹都没留下。但他始终是个富于魏晋风度的狂人。魏晋虽然是个黑暗专制的恐怖时代，但总有一帮士子懂得狂，也欣赏狂。所以阮籍、嵇康痛快淋漓地醉了、死了，还能够青史留名，流芳万年。可子展先生的狂，甚至因狂而获死，又有多少人会认同而激赏呢？最大的可能大概是背上个“自绝于人民”的恶名。狂士也需要有个应和，最起码应有无数沉默的知音，然后因他的发声与动作，才会激发出最美妙的生命绝响。子展先生是独一无二的狂士，他没法泯灭自我来保持沉默。真诚热烈的狂士之心时刻在他的心房里跳动，生命的激情分分秒秒都在他的血液里汹涌沸腾，他渴望展示而无法展示，他渴望倾诉而无人可诉，他忍耐不住唱起来了，他在寂寞中，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尽情放声歌唱，他带着无限的渴慕与敬仰歌唱着神圣的知识、高贵的生命……
一九六○年，陈子展成了复旦首批摘掉“右派”帽子的教授。这要归功于五十年代末一位中央高级领导人的沪地考察。子展先生是我最早接受马列学说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一九二二年在湖南自修大学期间，与早期的共产人有过密切的交往。一九二七年秋天，共产境最艰难，许多员纷纷时，子展先生加入了中共产，谢觉哉是他的入介绍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解放后成了非人士，他也没再申请过恢复员身份。不过共产的高级干部中仍有不少他的好朋友，可他从不向人提及自己的这些关系，也与那些高层朋友断了往来。那位中央领导也是子展先生的老朋友，他并没有忘记陈子展，来沪后，提出要见见陈子展，有关部门却支支吾吾地道出了陈子展身份的“不便”。这位领导要来了子展先生的材料，阅罢大怒说：“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右派？”于是，子展先生的“右派”帽子就这样迅速被摘掉了。
有人叹惜说，如果子展先生早点说明他的社会关系，到上面走走路子，也许不至于冤里冤枉地背三年“右派”黑锅。这些人的好心与善意不难理解。然而仔细想想，子展先生的“右派”是当定了的。否则，陈子展便不是陈子展，他的狂也就失去了任何实质意义与价值，而成了一种虚伪做作的姿态，那真是名副其实的佯狂了。
子展先生晚年恢复了荣誉。他依然闭门谢客，与世隔绝，潜心于学术研究之中。他自称自己的学术是“不京不海不江湖”，懂得了他的学术，也就懂得了他这个人。反过来，懂得了他这个人，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学术。子展先生去世时年九十二岁，临终遗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告别仪式，骨灰抛到海里去，他懒得再与世人罗嗦，只求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并属于他的世界。
子展先生生前用过不少笔名，其中最能展现他精神风范的是“湖南牛”和“楚狂老人”两个。按长沙方言里的意思，“牛”不仅有稳重、踏实的含义，更多的是神气、倔强等精神气质的象征，同属“楚狂人”的形象。
前年这个时候，复旦大学中文系召开了“纪念陈子展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笔者有幸在内旁听了众多专家学者们对子展先生学术功绩和道德文章的缅怀追念。最令我深受触动的是一位中年学者的感叹：“如果知识分子都能像陈先生那样，就不至于是今天这个狼狈样子，总被人指挥来、指挥去了……”
的确，像子展先生那样的“狂人”愈来愈难见到了，难怪大家总是不忘陈子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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