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言语礼俗，如此而已。汉字汉语，其来已远，近时更有语体文，以汉字写国语，义务教育未普及，只等待刊物自然流通的结果，现今青年以汉字为文章者，无论地理等等距离间隔如何，其感情思想却均相通，这一件小事实有很大的意义。旧派的人，叹息语体文流行，古文渐衰微了，新派又觉得还不够白话化方言化，也表示不满意，但据我看来，这在文章上正可适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连络与一致，我们固不必要褒扬新文学运动之发起人，唯其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在比较在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我在这里再补充几句，我们最大的希望与要求是中国的统一，这应从文化上建立基础，文字言语的统一又为其必要条件，中国虽有好些方言系统，而综合的有国语以总其成，以有极古的传统的汉字纪录之，上贯古今，旁及四方，思想礼俗无不通达，文化的统一赖以维持，此极是幸事也。假如没有这汉字，却用任何拼音文字去写，中国的普通国语文便无法可以读懂，势必须拼写纯粹方言，此在拼写方面或可满意，通行地域亦自有限定，其结果即是文字言语之分裂，一方言区域将成为一小国，中国亦即无形的分裂了。现今的国语与文诚然未为完善，汉字的使用亦有艰难之点，唯因其有维系文化的统一之功用，政治上有极大意义，凡现在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应注意予以重视。这个责任首先落在知识阶级尤其是青年的身上，大家应当意识的尊重汉字，重要之点约有三端。其一是学术的研究。在大学不必说了，就是在中学也当注意文字学，明了汉字形体的大概，不但可为将来专攻的基本，对于文字构造感到趣味，亦有利于学习文章。其二是适合的书写。古今雅俗，字体不一，各有所宜，用不得当，即可成为别字。须先学得一般通用写法，以应实用，其俗字简笔，约定俗成者，亦应知悉，再加以文字学上的若干古字，随宜用入，以有书卷气为度，便不致误。其三是正确的使用。一个个的汉字，都精细的考虑，照着要说的意思排列下去，有如工女穿珠，要粒粒都有着落，变成整串的东西。世俗敬惜字纸，希望文昌垂佑，盖出于科举时代之迷信，殊为可笑，今特对于祖国文字致其珍重之意，则固是合理的事也。
现代的知识青年关于国文至少要养成这两种能力，一能读懂普通的古书，二能写得出普通的国语文。说到古书，中国的情形与西洋各国颇有不同。西洋的文字是拼音的，三四百年前的书便写得很不一样，而且历史都不远，除希腊拉丁文外，简单的说一句，到了十四五世纪有价值的书才出现，现在早已有了翻译注释本，所以一般读者已无读古书之必要，只有专门学者这才直接去从古文书中探取他的资源。中国则从周朝算起，亦已有三千年，虽然字体渐有改变，却是一直用汉字纪录，如今说起书来，差不多就都是古书，我们要想知道一点本国的历史，思想和文学，须得向这里边去寻求。这一大堆的资料，二三千年来多少人的心力所积聚，说杂乱得难利用，好坏都有，也是实在的事，但总之有这一大堆活的资料可用是极难得的，在世间未有其比，除了特殊的若干古典之外，只须少少查考，大抵现代人都能读懂，至少也可通其大意。假如将来文化发达，整理国故的事业努力下去，那些特殊的古典有如《尚书》内之《盘庚》等篇，都有精美的翻译对照本可看，其他古书都经过校订考证注释，一般入门及工具书也大略完备，读者随处得着帮助，利益自然更大，此刻现在可惜还未能如此，所以青年自己的努力最为重要。上边说普通的古书，其范围也就只是一部分史书，儒家道家的几种主要著作，文学书类，择要阅读而已，只要对于汉字知道爱重，文字方面有一点基本知识，再加上有想知道本国事情及其传统的热心，用心读去，虽无明师亦易自通，并不是怎么困难的事。至于写文章，目的在于传达自己的意思，自然不能使用古文，应当写国语文，那是不成问题的。这个理由并不在于二者之是非而在于能否。我曾说过，我们写文章是想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表达出来的，能够将思想和感情多写出一分，文章的力量即加增一分，写出得愈多便愈好。文字乃是一种工具，看那种适用便是好的，本来古文或语体都可以用，这里的问题是要看我们是否能用，那一种用的合适罢了。我们在书房里念过十年以上经书的人，勉强写古文也还来得，可是要想像上边所说那样写出传达意思的文章，觉得力有未逮，梁任公的论说与林琴南的小说翻译，总要算是最好的了，我们是写不成，但同时也不能感觉满意，至少在现今有别的写法可用的时候。那么用白话文么，这也未必尽然。说写白话文，便当以白话为标准，而现在白话的标准却不一定，可以解作国语，也可以解作方言，不如说是国语，比较的有个准则，大抵可解释为可用汉字表示的通用白话。他比起方言来或者有些弱点，但他有统一性，可以通行于全中国，正如汉字一样，我们并非看轻方言与拼音字，实在只是较看重国语与汉字，因为后者对于中国统一工作上更为有用。倘若中国政治统一，文化发达，人人能读能写用汉字的国语文，此外更能使用拼音字的方言，那也是很好的事情，鄙人虽老且懒，自己未能再去练习，想写什么越语文学，但对于此现象也很高兴，那是无可疑的。以上两节说的都有点旧式亦未可知，但是，所以说的旧式的原因如蒙读者所谅解，则话虽不时新而意不无可取，至少也总是诚实耳。十三日。
我觉得现代青年对于外国语的兴趣远不及老前辈的那么热烈深厚，这是很可惜的事。所谓老前辈，当然不是鄙人这一辈的人，说的是前清同治光绪时代的人物，以年纪论，到了现在总该有八十上下了吧，他们虽然有大半世生在前朝，但其学术上的功绩留在民国的却很不少，如今且举二人为例，有如蔡元培与罗振玉。他们的学业这里也不必细叙，大家大抵都已知道，我只想说说他们与外国语的关系。据罗君《集蓼编》所说，光绪戊戌在上海设东文学社，以东文授诸科学，时中国学校无授东文者，入学者众，王国维氏即在其中，罗君时年已三十三矣。蔡君传略中云，戊戌与友人合设一东文学社，学读和文书，是时年亦三十三岁，及丁未赴柏林，始学习德语，则年四十二。这几位老先生有了相当的年纪，却是辛辛苦苦地要学外国语，是什么缘故呢。在那时候，知识阶级中间有一种忧虑，怕中国要被外人瓜分，会得亡国灭种，想要找出一条救国的路来，这就是所谓新学，而要理解新学又非懂得外国语不可。这亡国的忧虑与救国的方法在现今的人看来以为何如，那是别一问题，当时却是诚实的相信的，做新学八股的自然也并不是没有，但有些人总是切实的做去，在学习困难的时代努力去追求，这种精神是很可佩服的。时光荏苒的过去，离开戊戌已有四十六年之久了，外国语的需要加添，学习的机会亦很多，如在中学须习外国语二种，大学又至少加一种，成为必修的功课，可是学习的兴致却反而减退了。这仿佛有如看报，在五十年前，关心国事的人都觉得非通时务不可，而其唯一方法在于看《申报》，在东南水乡的人定得《申报》展转送到，大概已在半个月二十天之后，亲友好事者又争相借看，往往一两月前的报纸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到了近时，对于报纸的信仰也渐减退，固然还是人手一张，可是看报的意思已经与以前不同了。这是时势变迁的关系，或者也是无可如何的事，但总之是可惜的，至少是关于外国语的问题，希望青年再加考虑，多分出一点力气来从事学习。专靠从外国语去求得新学以救国，这个想法或者是太简单太旧一点了也未可知，但是为求知识起见必须多学外国语，这总是无疑的，大家即使未能十分积极的去做，在学校里必修的这一部分既然有学习的机会，总须得竭力的学，一面完了学校的功课，一面也于自己大有利益。我曾经说过：“我的杂学原来不足为法，有老朋友曾批评说这是横通，但是我想劝现代的青年朋友，有机会多学点外国文，我相信这当是有益无损的。俗语云，开一头门，多一路风。这本来是劝人谨慎的话，如今借了来说，学一种外国语有如多开一面门窗，可以放进风日，也可以眺望景色，别的不说，总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吧。”上边的意思是说借了外国语的帮助多读些书，知识见解益以增进，一般的利益很是不小，若是研究专门学问，外国语自然更是重要，这里无须多说了。十四日。
国民常识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国史的知识。据学校里的先生们说，现今学生的本国史的知识却是很缺乏，正是很不幸的事。本来在小学和初中高中，历史教过三转，总该记得一个大概了，但是结果似乎并不好，这是什么缘故呢。或者因为学校太重考试之故吧，听讲的只为应考起见，勉强记忆，等到考过得了分数，便又整个的还给先生了，这也说不定。从前我们在书房里只念四书五经，读得烂熟，却是不能理解，史鉴随意阅看，并不强迫，倒反多少记得，虽然那时所用的只有《纲鉴易知录》，《通鉴辑览》这一类的陋书，却也能够使我们知道国史的概要。《论语》是勉强读了的，所以到了中年以后，才来寻找《论语正义》，《论语后案》诸书，从新想理会他的意义。由此看来，这原因是很简单的，当作功课做的时候难得发生兴趣，课外又没有资料与机会诱导人去接近史书，说是在学校读书若干年，而史的知识非常缺乏，那是不足怪的。我们并不说史书是怎么了不得的宝贝，所以非读不可，实在只因国民对于本国的历史须得知道一个概要，深觉得现在这种情形虽然是无怪的，却也是可虑的事，极有救正之必要。有人编成一种适用的简要的通史，可以当参考书也可以做课外读物，自然是最好的办法，不过这件事急切难以希望实现，那么目下的还是在于青年自己努力，找旧材料来姑且应用。没有多大时间读书，或是专心理工方面的人，去找一部比较详明的，例如吕思勉先生编的《本国史》，用心看过一遍，大抵也就够了吧，若是文科系统的不必说了，就是别的人，只要有点时间或兴趣读书的，都应当在这方面多用力，获得国史的知识愈多愈好。这件事似乎也不很难，史学固然是个专门，但如为求常识而读史书，却是别一条路，从看小说也可以走得通的。我曾说过，由《西游记》《水浒传》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入文言的径路。《聊斋》之后，经过了《夜谈随录》一派，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经入门，便自然而然的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小说本来说是稗史，假如看到《世说新语》，《宋琐语》，那已是正史的碎片，读史的能力与兴味亦已养成矣。本来读古文也一样的可以养成读史的能力，不过我不赞成这样做，因为一染了史论的习气，便入了邪道，对于古人往事随意乱道，不但不能从史书得到什么益处，反而心粗气浮，误事匪浅。假如先有了读野史的兴趣，再看正史，他还守着读书的正当态度，不想去妄加判断，只向书中去求得知识，其结果总是无弊的。这种知识，除通史之外还应注意于近代的一部分，据我的意思，宋元至清最为重要，这一千年中不但内忧外患最多，深刻的显露出中国的虚弱情形，就是文化思想，不论是好是坏，也是从两宋起发生转变，造成现在这状态的，所以治史学的人或者觉得上古史有许多未开发的地方，值得研究，若在我们则情形不同，所应注重的倒反在于近代。古人以史为鉴，就是说当作镜子用，孔子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镜子同样的可以照美丑，但史鉴的意义渐偏重于鉴戒，这与巴枯宁的话相似，看历史是教我们不要再这样，也是很好的意思，不过说到劝戒便须先定善恶是非，又要走到史论一路去，不很妥当，我们的须得是别一种态度，连鉴戒这一层也都搁起，就只简单的想要知道本国过去的这些事情。我们不先假定知道了有什么用处，其理由只是有知道之必要，正如一个人有知道他的父亲祖父的事情之必要一样。祖父的长寿未必足为荣，父亲的死于肺病也未必是辱，不过在为子孙者这不是没有关系的事，他知道了于生活方针上很有参考的价值，那么用处到底还是有的。我们看见国史上光荣的事固然很高兴，有些扫兴的大小事件，看了扫兴原是当然，但是也不可不注意，而且或者应该反而多加注意才是，这有如说到先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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