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中写有小文数篇，篇幅较短，才千余言，又多系序跋之类，因别为一部，总称之曰“几篇题跋”。《板桥家书》序云，几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本文共八首而题曰几篇，即取此意也。甲申旧除夕编校时记。
民国廿六年的春天，编杂文稿为一册，继《风雨谈》之后，拟题名为“风雨后谈”，上海的出版书店不愿意，怕与前书相溷，乃改名“秉烛谈”。现在又有编集的计画，这里所收的二十篇左右都是廿六年所写，与《秉烛谈》正相连续，所以便想利用前回所拟的名称，省得从新寻找很不容易。名曰“后谈”，实在并不就是续编，然而因为同是在那几年中所写，内容也自然有点儿近似。譬如讲一件事情，大抵多从读什么书引起，因此牵扯开去，似乎并不是先有一个主意要说，此其一。文字意趣似甚闲适，此其二。这是鄙人近来很久的缺点，这里也未能免。小时候读贾谊《鵩鸟赋》，前面有两句云，庚子日斜兮鵩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心里觉得希罕，这怪鸟的态度真怪。后来过了多少年，才明白过来，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喜剧的演者及作者往往过着阴暗的生活，也是人间的实相，而在社会方面看来，有此种种闲适的表示，却又正是人世尚未十分黑暗的证据。我曾谈论明末的王思任，说他的一生好像是以谑为业。他的谑其初是戏笑，继以讥刺，终为怒骂，及至末期，不谑不笑骂，只是平凡的叹息，此时已是明朝的末日也即是谑庵的末日近来了。由此观之，大家可以戏谑时还是天下太平，很值得庆贺也。不佞深幸能够得有闲暇写此闲适的杂文，与国人相见，此乐何极，文字好坏盖可暂且勿论矣。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知堂记。）
《秉烛后谈》一卷，所收文二十四篇，除《关于阿Q》外，皆二十六年所作。那一年里写的文章很多，《药味集》中选收四篇，《秉烛谈》中收有十七篇，合计共有四十五篇，此外稿子遗失的如《藏砖小记》等，也还有四五篇吧。本书原意想定名为“风雨后谈”，但是从内容看来，这都是《秉烛谈》以后所写的东西，因缘较近，所以改用今名，好在《秉烛谈》原序也附录在后边，正可以当作一个公共的小引罢。我把本书的目录覆看一遍，想起近两年内所写二十几篇的文章来，比较一下，很有感慨，觉得年纪渐大，学无进益，闲适之趣反愈减退，所可叹也。鄙人执笔为文已阅四十年，文章尚无成就，思想则可云已定，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结果但有畏天悯人，虑非世俗之所乐闻，故披中庸之衣，着平淡之裳，时作游行，此亦鄙人之消遣法也。本书中诸文颇多闲适题目，能达到此目的，虽亦不免有芒角者，究不甚多，回顾近年之作乃反不逮，现今纸笔均暴贵，何苦多耗物力，写些不入耳的正经话，真是人己两不利矣。因覆阅旧稿，而得到反省，这件事却是有益，因为现今所写不及那时的好，这在自己是一种警戒，当思改进，而对于读者可以当作广告，又即是证明本书之佳胜也。民国甲申，清明节后一日雨中知堂记。
附记
去年春天将旧稿二十四篇编为一集，定名为“风雨后谈”，已写小序，后来因为觉得这些文章都是在《秉烛谈》之后所写，所以又改名为“秉烛后谈”，序文另写，而仓猝未曾印在书里，现在一起收在这里，序虽有两篇，书则本来只是一册而已。
（三十四年一月三十日。）
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件发生，中国文化界遭逢一回大难，就我们所知道的说来，黄河以及长江两岸的各地当时一切文化活动全都停止，文艺界的烟消火灭似的情形是大家熟知的最好的例。这是当然的。正如日本东乡大将说过的一句有名的话，因为这是战争呀。可是，这文化上的伤痍却是痊愈得意外的快，虽其痊愈的程度固亦有限，要说恢复也还是很远。在北京，自《朔风》以后，文艺刊物逐渐出来，上海方面则有《古今》，《杂志》，《风雨谈》等，还有些我们所不曾见到的，出得更多也更是热闹。这些的内容与其成绩，且不必细细分解，就只看这吃苦忍辱，为希求中国文化复活而努力的情形，总之可以说是好现象。这岂不即是中国民族生活力强韧之一种表示么？
在上海南京刊行的杂志上面，看见好些作者的姓名，有的是从前知道的，有的是初次见到，觉得很愉快，这正有如古人所说的旧雨今雨吧。在今雨中间，有两位可以提出来一说，这便是纪果庵与文载道。这里恰好有一个对照，纪君是北人，而文君乃是南人，纪君是真姓名，而文君乃是笔名，—严格的说，应当称为文载道君才对，因为文并不是尊姓。但是同时也有一点交涉，因为两君所写大文的题材颇有相近之处。纪君已出文集名曰“两都集”，文君的名曰“风土小记”，其中多记地方习俗风物，又时就史事陈述感想，作风固各有特色，而此种倾向则大抵相同。鄙人在南京当过学生六年，后来住家北京亦已有二十八年了，对于两都一样的有兴趣，若浙东乃是故乡，我拉（ngala）宁绍同乡，盖钱塘江分界，而曹娥江不分界，遂一直接连下去，土风民俗相通处尤多。自己平常也喜欢写这类文章，却总觉得写不好，如今见到两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