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女人的文章，并不是拿来与男人对比，评论高下，只是对于女人的诗词而言，因看闲书牵连想到，略说几句话而已。向来闺秀多做诗词，写文章的很少，偶或有之，常甚见珍重。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五云：
“余杭陈炜卿尔士，字静友，给谏钱仪吉室，有《听松楼遗稿》，内载《授经偶笔》，序述记赞跋论家书诸著作，议论恢宏，立言忠厚，诗犹余事耳。余见历来闺媛通经者甚鲜，矧能阐发经旨，洋洋洒洒数万言，婉解曲喻，授古诫今，嘉惠后学不少，洵为一代女宗。”又王汝玉《梵麓山房笔记》卷五云：
“余尝得西吴徐叶昭女史克庄职思斋古文一册，有自序一首。其文言为女为妇为妻为母之道，持论平允，能见其大，非寻常闺阁翰墨，惜世鲜知者，他日遇湖人，当详询之。”案寒斋所藏，有《听松楼遗稿》四卷，陈尔士著，《什一偶存》五种，徐叶昭编刊，第三为《职思斋学文稿》一卷，为所自著。此外又可以加上《月蕖轩传述略》一卷，袁镜蓉著，《晒书堂闺中文存》一卷，王照圆著。这几位女士都能写文章，但是由我个人的偏见说来，却是后面的两家更为可取，虽然不曾有人怎么的表扬。这话说起来有点长了。简单的说，我的偏见是以前就有的，不过那是以古代为根据，正确一点是以明以前为限，现在却来应用在清代，其实便是用于现今我想也是一样可以的，尺度虽旧，分寸则不错也。
周寿昌编《宫闺文选》二十六卷，前十卷为文，自汉迄明，所收颇广，翻阅一过，不少佳篇，但鄙意以为可取者则亦不多见。说也奇怪，就文章来说，我觉得这几个人最好，就是汉明帝马后，唐武后，以及宋李清照。我们对于文章的要求，不问是女人或男人所写，同样的期待他有见识与性情，思想与风趣，至于艺术自然也是必要的条件。马后是伏波将军的小女儿，其《却封外戚诏》及《报章帝诏》，质朴刚劲，真有将家风范，在汉诏中亦是上等作品。武后《请父在为母终三年服表》，为古今女性争取地位，因有伦理关系，后世秀才们亦不敢非难，但其桀骜之气固自显在，至云禽兽之情犹知其母，辄令人想孔文举之言，亦正与相称。此他诏敕，除有些官样文章之外，亦有可观者，兹不具举。李易安的文章最好的大家知道是《金石录后序》及《自序》，可以不必再多说明。总结起来说，我对于文章只取其有见识，有思想，表示出真性情来，写的有风趣，那就是好的，反过来说，无论谈经说史如何堂皇，而意思都已有过，说理叙事非不合法，而文字只是一套，凡此均是陈言，亦即等于赝鼎，虽或工巧，所不取也。照这个标准看去，上边所说四家文章也就可以分别论列，不过这只是个人私见，未必一定全对，若吠声之嫌则庶几或免耳。
《听松楼遗稿》卷三家书二十七通，质朴真挚，最可以见著者之为人，而论者乃多恭维《授经偶笔》，《晒书堂闺中文存》中有《遗稿跋》一篇，自述有弗如者六，其第五云：
“颜黄门云，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余于子女有慈无威，不能勤加诱导，俾以有成。今读《授经偶笔》及尺素各篇，思想勤绵，时时以课读温经形于楮墨，虽古伏生女之授书，宋文宣之传礼，不是过焉。余所弗如者五矣。”其实家书中说课读，亦只是理书作论等事而已，《偶笔》一卷，作笔记观本无不可，若当作说经，便多勉强处，反为不佳。《名媛诗话》中抄录四则，实甚平平，如收在普通文集中，当必无人注目，今乃特被重视，虽是尊重女子，实却近于不敬矣。《职思斋学文稿》文三十五篇，文笔简洁老到，不易多得，唯以思想论却不能佩服，因为不论好坏总之都是人家的，再苛刻的说一句，文章亦是八家派，不能算是自己的也。自序中云：
“颇好二氏之书，间有所作，庄列之唾余，乾竺之机锋，时时阑入。年过二十，始知其非，非程朱不观，以为文以载道，文字徒工无益也。”可见著者本来也是很有才情的女子，乃为世俗习气所拘，转入卫道阵营，自言曾为文辨驳金谿余姚，进到牛角湾去，殊为可惜。卷首文十篇，论女道妇道以至妾道婢道，甚为奇特，不独王汝玉见之称赞，即鄙人亦反复诵读，叹为难得可贵。何也，王汝玉所云持论平允，即因其绝对遵循男性中心的传统，为男子代言，进而至于指示婢妾之大道，此在鄙人则以为不近情理，所以为难也。《瑶仙闲话记》中述客瑶仙之言曰，闺门之乐，惟纳妾为最，子知之乎。论其源委，显然出于周南诸诗，本亦不足为奇，唯如此彻底主张，极是希有，昔俞理初著《妒非女人恶德论》，李越缦笑为周姥之言，同时乃有徐克庄女士立说，闺门之乐纳妾为最，此正是周公之教也，著者殆可谓女中俞理初矣。据德国性学者计算，在民国二十年顷中国人中有百分之三十只有一个妻子，百分之约五十有两个妻子，百分之十娶有三个以至六个女人，百分之五左右有六个以上，有的多至三十个妻子或者更多。照这个情形看来，中国男子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多妻的，那么此种意见正占势力，视为平允，盖是当然，唯鄙人平日是佩服俞理初的，自然未能同意，又觉得论到文章，思想颇为重要，既与情理相违，便无足取，若其不愧为好的史料，则是别一回事，固毫无疑问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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