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的一天，当时中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书记书记--乌热尔图，任期五年一满，便托人买了夜里的火车票，急着回他的原单位--呼伦贝尔盟文联。
那天晚上去火车站送行的有陈建功、高洪波和我。按北京话说，是乌热在北京的三个"哥们"。
那时的建功，三十七、八岁，红红的""字型脸，棱角分明；黑黑的板寸头，挺拔利落；剑眉大眼，悬胆鼻，厚嘴……整个人看去，憨厚中有一逼人的英武之气。我一直认为他是我们作家中的"帅哥"。
洪波呢，个儿高高的，皮肤细细的，带着透明镜架的眼镜，是一个标准的文人、学者的形象。
实际上，在当时，建功和洪波都已是颇有影响的名作家了。
我们三个和乌热，在北京站的候车室里聊来聊去，相互勉励，惜别依依……忽然间，广播里传来乌热要乘的那趟际列车，本应上半夜开的，要晚到下半夜，什么时候开，还没定。
建功和我住的远，到后半夜，十多年前的北京，那个点钟别说地铁停了，公共汽车也没了，就连出租车也没影了。洪波家离北京站挺近，送乌热上车的事，只好由他全权代表了。 那次是我们几个人一块儿聊得最长，彼此看得最清楚得一次。
以后，各忙各的，很少相聚，偶尔开会时碰到一起，聊不了多久，便得听会去了。有事时也打打电话，但总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七、八年后--一九九五年，建功和洪波双双入选中作家协会领导层，同时当上了作协书记书记。
又过了五年，到了二零零零年春天，我到了中华文苑信息网工作，去作协机关采访几位较为年轻的书记--建功、洪波和吉狄马加。
这次仔细看建功，与十多年前相比，脸没有过去那么红润，多了岁月的刻痕，多了彻悟之后的睿智和犀利，也多了一些疲惫和无奈。 这些年，建功有些胖了，写的东西少了。前些年，外一个专门研究中文学的机构，发表文章说，能将中文学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当代作家有五到六人，第一个提到的便是陈建功。当过十年煤矿工人的建功，写的东西既有生活，又很优美，而且内涵深刻。他的小说《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等等，让人读后经久难忘，回味无穷。
现在，他当了作协领导，诸事缠身，没有更多的时间写东西了，我就是就他当了作协书记后，如何解决工作与创作的矛盾开始了采访：
黄：你到作协机关几年了？
陈：95年来的，五年了。
黄：就是乌热尔图走了你就来了吧。
陈：不是，乌热走得早，他走后大约一年，我才调来。
黄：这5年的时间你在作协主要是分管什么呢？
陈：我分管创作研究方面的工作。
黄：是不是到过作家出版社？
陈：做过很短的一段时间社长，其实主要是张胜友在那里管。
黄：作协的所有报刊的事都是你管吧。
陈：不是，主要是昌本管，我协助。也有的报刊由作协书记书记出任老总的，就由他们分管了。
黄：创作研究属于创研部的。
陈：创研部。顾骧是创研部主任，顾骧走了以后，我就是主任了。
黄：你还兼创研部。
陈：对啊，主任。
黄：那刊物你兼什么主编？
陈：刊物我不兼，刊物我是分管一些。
黄：那高洪波不还兼着《诗刊》的主编吗？
陈：高洪波管《诗刊》，金坚范管文艺报，我当时管作家出版社和《小说选刊》。现在我主要联系《人民文学》和《小说选刊》。
黄：《人民文学》主要是谁管。
陈：《人民文学》是肖复兴。
陈：我负责联系《人民文学》、《小说选刊》、作家出版社。
黄：这三个是作协的重头戏啊。
陈：也不是，就是书记分一下工，我和昌本商量着弄。
黄：有些解决不了的事，社长、总编找你们吗？
陈：不是他们找，主要是上面找，就是说上面哪个部门对哪个作品有意见了，他们就找到了我和昌本。 这几年主要写文件了，哪有功夫写东西，99年一年长篇小说差不多就400多部，今年少点也得300多部，那你说这么多部长篇小说光看你看得过来吗？还有茅盾文学奖评选，然后，鲁迅文学奖又开始评上了。真是忙不过来。
黄：你是著名作家，再忙也得抽空写东西呀，你到作协机关当领导后，写了什么东西？
陈：到了机关以后吧，我觉得写东西，不能算很多，实际上主要出了这么两本书，一本书是《建功小说精选》，另一本书是《建功散文精选》。
黄：哪出的？
陈：华夏出版社。
黄：多少字？这两本？
陈：两本书加起来60万字吧，当然里面有很多旧作，散文有新作。
黄：《丹凤眼》什么的。
陈：《丹凤眼》在《建功小说精选》里面。
黄：《飘逝的花头巾》？
陈：《飘逝的花头巾》没收，就是收了一部分我觉得比较好的中短篇小说。"散文精选"里都是我近年的一些散文，就是这两本。然后还出了本小的散文集，很簿的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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