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声汇成一片。
看这样子，雨是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了。倚在人家的门框旁看人家喝酒，总觉别扭。于是便绞尽脑汁跟老头儿搭讪，一直说到问老人家喝好了酒以后，能否给剃个寸头。
“要躲雨，您就在这儿呆着，犯不着脸上挂不住，还想招儿来照顾我的买卖。”老头儿说。
“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忙不迭地解释。“反正这儿呆着也是呆着，我这头发又该理了——只要您乐意。”
老头儿说：“我吃的就是这碗饭，有什么乐意不乐意的？我是看您年轻轻儿的，那脑袋金贵，不瞄着‘四联’，也瞄着‘西单’，我这门脸儿小，剃不了那么金贵的脑袋。”
“嘿，老爷子，听过这么一说没有？——英雄出草莽，绝技藏深巷，我今儿还非领教领教您的手艺不可了！您喝着，您喝到后半夜去，我也等得起，雨且停不了哪！”我得承认我有点坏，成心搔老爷子痒。
“好吧，大雨天闹得，咱爷儿俩说不定还真有这缘份。”老头儿撂下酒盅，站将起来，那神气再满不在乎，也遮不住技痒难熬。
屋子中央摆着一把不知哪朝哪代的理发椅子，全系木料打制，墩墩实实，坐上去倒颇觉安全。椅子后面，排着两条漆黑油亮的趟刀布。面前是一面长仅2尺宽仅1尺的镜子。推子是手捏的。唯一的电器是一把磕得坑洼不平的铝壳吹风机。
“您这理发铺子得有年头儿了吧？”
“也就30年。过去咱哪有铺子呀，顶多了，到天桥支个布帐子。我还挑过剃头挑子串街呢！”老头儿左手捏着小梳子，手背上青筋隆起，手指却张成了兰花形，象一位五手纤纤的青。右手的袖口捋得高高的，胳膊弯儿也抬得高高的，悬腕运剪，“嚓嚓嚓”，说话的时候，仍然不错眼珠地盯着剪子，这神态活像个大书法家在运腕行笔，擘窠大书。
“您瞧，我没找错人吧！从镜子里看您这姿势，没有几十年的功夫可端不出来。”我说。
“敢情！打自民三十年我从老家出来，跟我叔学艺算起，也小五十年的了！”老头儿开始来劲儿了，他告诉我，他是河北宝低人，而宝坻、定兴，是剃头匠的“产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代代相传，都拿这手艺当饭辙，就跟三河县专出老子一样。”
“您可别拿这手艺不当回事儿！”我说。“当年那剃头挑子还留着没？白塔寺‘茶汤李’知道不？去年春节在晚报上登了一大篇呢。这不，当年的大铜壶搬到地坛庙会上去了，露了大脸啦！保不齐哪天就有人请您去表演剃头了！”
“您这话说得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茶汤李’的事我也听说啦。咱不敢比人家，茶汤是啥时也有人吃啊，可口可乐喝腻了，来碗茶汤！可现而今这逛庙会的，又有谁找剃头挑子剃头啊！不过，要说表演，让不懂得者事儿的人开开眼，还真保不齐。前儿个有个老兄弟就跟我说起来啦，说闹好了明年春节咱也挑着剃头挑子上地坛喽！这不，我还真把家伙儿收拾出来了……”
老头儿把蒙在墙角一堆杂物上的那块灰塑料布揭开，我才发现，原来是一副漆上了崭新的红漆的剃头挑子。
“剃头挑子一头儿热”这句歇后语，北方人常用作单相思之类的比喻，其出显然是因为剃头挑子确实是“一头热”——挑子的前边，是一个圆形的炭炉。剃头时，剃头匠往炉上坐一铜盆，烧热备用，一头热即言此也。炭炉旁还戳着一根木杆，俗称“将军杆”，杆上部有一横架，上面挂着越刀布，也用来挂“唤头”。所谓唤头，铁制，形同巨镊。剃头匠挑挑儿过街，并不吆喝，以一铁棍从唤共中入，向外一拨，唤头即作“仓儿仓儿”之声，俗谓“报君知”。撂下担子做活儿时，报君知则到将军杆上栖身。
将军杯的顶部，通常是用来挂帽子的。不知道那些在“将军杆”上挂过帽子的人是否知……
[续平民北京探访录上一小节]道，那“将军杆”上也曾挂过示众的脑袋！史载顺治元年，多尔衮率清兵入关，曾下令关内关外兵民剃发。顺治二年，律令愈酷：“今限旬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民，迟疑者同逆合之寇，必行重典。”大江南北，演出了一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惨剧。当时的剃头匠们领了官差，挑了剃头担，逡巡于大街小巷，见没剃发的，拉来便剃，稍一反抗，就砍了头，挂在特设在剃头担的竿子上。”（夏家俊《清朝史话》）
剃头挑子的另一头，是一个红漆的梯形小柜，当然也可以称之为柜形的凳子。柜子的抽屉里放着剃刀、木梳等工具，抽屉下面还有一个盛的小桶。顾客来了，将帽子挂在将军杯上，在小柜上落座，剃头匠会递给您一个小笸箩，您得端着它，接着为您剃下来的头发。
“身发肤，受之父母。剃了，就老大不乐意了，还满地里扔，让人踩，行吗？”老剃头匠向我解释为什么要端那个小笸箩。
“没劲没劲！”我说，“有种儿的就别剃！”
“那不掉脑袋了？”
“噢，又要对得起脑袋，又要对得起父母，所以才找了个笸箩接着，是吗？”
“那我可不清楚。反正人都说剃下的头发要是不接着，满地扔，让人给踩了，您可就得倒霉！”
我想老头儿一定是跟我聊得挺开心，所以身手不大显显，总觉得不够劲。理好了发，刮净了脸，他忽然问我，需要不需要“取取耳”。愣了一下，我明白了他说的是“掏耳朵”。早就听说过掏耳朵、剪鼻毛直至从眼睛里刎沙子，都是过去理发师们的本职，只是从未领教过就是了。
“我们管这叫‘朝阳取耳’，就是冲着太阳借光。这会儿，也只好跟电灯泡借借光啦！”老头儿把电灯泡拽过来，让我歪下脑袋，揪着我的耳朵找光。他先拿过一把小小的类乎三棱刮刀的工具，探进我的耳朵眼儿里转来转去。
“这干嘛，镟耳朵？”
“这叫铰刀。得用它先把耳毛铰干净。”
铰完了就用耳挖勺掏，掏完了把一把毛茸茸的“耳洗子”探进去，一点一点把耳朵眼儿刷干净。
“放放睡吗？”耳朵快掏完的时候，老头儿问了一句。什么叫“放睡”？闻所未闻。
“放了睡”才知道，就是推拿、按摩——没想到老剃头匠的活计里，还有这么个节目。他扯过一把小板凳，让我坐了下来，又搬过那红漆的剃头柜，坐到了我的身后。他抬起一只脚蹬在我坐的小板凳上。“靠过来！”话音没落，他已经拉着我靠在他的上了。他先抓起我的一只胳膊抡圈儿，随后又拽着这胳膊一屈一弹。没想到，奔七十的人了，手劲居然如此之大，穴位一点，疼得我直咧嘴，他却乐呵呵地说：“小伙子，放心！闪腰岔气，落枕抻筋，包好！”
“活儿”总算完了，我们爷儿俩对着喘气。
我问他收多少钱，他说只收理发钱。“5毛！”他说，“取耳、放睡，那是我高兴，练练活儿给您看看，赶明儿真能上地坛庙会表演，省得手生不是？”
我掏出钱放在老人家手上，心里想，但愿他对半年后那个地坛庙会的期待，不是“剃头挑子一头儿热”。
当铺在日本被称作“质屋”，这当然是世人皆知的。之所以扯起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在奈良的一条老街上看见的一家质屋，弥补了我在见闻上的缺憾。这座和整条老街一道被保存下来的建筑物，居然和我从旧照片上、从前人描绘里得知的中老当铺几无二致。或许这行当，这建筑在台湾也还有？反正北京是没有了，连一保留原样的建筑也没留下。因此，当我看到这窄窄的门面外那一圈高高的红漆栅栏，把质屋围成个活的牢房时，其惊喜是不言而喻的。我曾经在《老北京店铺的招幌》一书中看到过宣统二年开设于东皇城根的“阜和当”图绘，那建筑式样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清末民初时市面设施还不算拥挤，“阜和当”门外也就多了一根高耸的旗杆，近顶横着一条龙，龙头上挂下一串铜钱，铜钱下缀以红布条。这是老式当铺的幌子。这旗杆幌子在民以后也很快被拆除，而代之以更简洁实用的招幌了。
我知道，当铺门面上这近乎牢狱的栅栏，是历来传闻当铺始作俑者为囚徒的依据。据说罪犯王某在狱中为巧取同狱犯人的银钱，设“小押当”，有嗜赌者输钱情急，遂将物品半价押之，赢钱再交押金利息赎回。王犯获赦后，将“小押当”推而广之，自此当铺业兴。我曾以此传闻请教于前辈，答曰：谬传也。门外栅栏，不外乎与今日银行之栅栏门同类，为保安所需，与牢狱无涉。我由此忽然醒悟：这传闻的意义，或许不在乎真假，它传递的，是民风淳厚的北京百姓对当铺的敌意。在任侠仗义的北京人眼里，当铺是一个趁人之危挣昧心钱的所在。客情和气的北京人，同样不能容忍当铺掌柜那长腔怪调的傲慢和冷漠。在这种价值取向、人际观念的对立中，当铺那高高的栅栏，恐怕也就不能不被人和牢狱相联系了。由此我们也不难解释，为什么每逢兵荒马乱之时，所有的北京当铺都难以逃被哄抢一空的命运。
家住宣武区前孙公园胡同的丁先生，年届八旬，尽管腰佝背驼，却仍然精神抖擞，博闻强记，我所知不少旧京掌故，多得益于丁老。丁老称，当铺之为旧京平民所侧目，不仅因为它放贷坑人，而且实在也因为它自有一套鬼鬼祟祟的行为举止。进到当铺里，你会听到高过头顶的柜台那边说的是半徽半京的行话。他们把“12345678910”说作“摇按瘦扫尾料敲笨缴勺”把“同行”说作“子母绕”，把“东西”叫“端修”，把老太太叫“勒特特”，大姑娘叫“豆官妞儿”，小媳妇叫“洗玄份儿。”本来，等米下锅，臊眉耷眼地拣几样值钱的东西来押当，这对于讲头讲脸的北京人来说，已是无地自容的事，岂料这高柜台后面还叽里呱啦一通隐语黑话，不能不让人觉得是欺人不懂，当着面算计人。这无异于当面抽押当者的嘴巴。待到掌柜的甩过一个价儿来，押当者就得目瞪口呆，气得背过气去。都急等钱用，谁不想押得高一点？于是乎只有哀求、央告、通融，自尊心扫地，直到“当家的”出来敲定。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成交以后，掌柜的一边高声报帐，一边写“当票”。您当的是一件崭新的羊皮大，也被喊作“虫吃破光板老羊皮袄一件！”您当的是一枚翡翠帽正，则被喊作“硝石帽正一枚！”据当铺中人回忆，如此报帐写当票，并不是为了贬损抵押物，而是一种分类的方法。如皮毛品则以“虫吃破光板”起头，翡翠则以“硝石”起头，书画则以“烂”字起头，服以“破”字起头。大有分类学上的考虑。此说或有道理。不过，皮毛若以“皮毛”起头，书画以“书画”起头，似乎也不妨碍分类。我想，如此报帐的开创者，恐怕还是意在压低押物所值，至于以后渐成习惯，演变成分类的字头，也是很自然的事。丁老告诉我，当票拿到手中，你会发现，这当票更仿佛是一个神秘的、遍布诡计和陷阱的东西——龙飞凤舞的自造字，当铺以外的人只能如睹天书。据说入当铺学徒，学写“当字”便是第一功课。当铺自备“当字本”教材，学徒须习写熟练。当字字类乎行草，然除个别单字尚可辨识外，其他单字已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如“裤”，写作“久”，“百”，写作“乡”，“棉”，写作“○”。等到把这些单字写到当票上，更写成了“套写”——也就是说，把“虫吃破光板”之类一气呵成，那就更进一步千缠百绕，如鬼画符一般，外人绝对看不懂了。
就这样，当铺——森严的木栅，高踞人上的柜台，傲慢的掌柜。叽里呱啦的徽音隐语对煌煌帝都子民的不恭；贬损有加的报帐对死要脸面的北京人的羞辱；鬼画符一般的当票对求贷者的嘲弄……这一切都使它们成为了平民北京的对立物。不过，北京的平民也悲哀地发现，恨它，骂它，还得求它。对于每陷窘境的老百姓来说，它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当然，终于有这么一天，当铺也悲哀地发现，自己也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物价的大起大落，使它们风雨飘摇。不管当铺如何挖空心思巧取豪夺，也无法抗拒这样的事实：物价跌落时，赎当者少，过期当物大贬其值；物价飞涨时，当铺放出的高利贷又是大贬其值。当中的经济走入40年代下半叶那一场通货膨涨的狂中的时候，当铺业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只好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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