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朋友一样，你哪儿知道他们多好哇！……”
我又听见我哥哥说：
“关于勇敢……你再重读一遍托尔斯泰的《袭击》，那里关于这一问题说得很清楚，简单，明确……”
舒拉说的话很少。他比过去谨慎了，好像每一句话都斟酌。这一次回来我感觉他变样了。很难用话说明他的变化。可能是我错了，可是我感觉：一个人即使只参加过一次战斗，只走过一次非生即死的狭径，他就不高兴赘述关于战争，关于经历过的危险这一类事情。我想是：舒拉已经看见了和体验了很多事，所以他比以前老成、慎重、严肃得多了，但是同时也比过去更温和了。
第二天舒拉到医院探望他的负伤的同志去了，回家时他的面目完全变了，我几乎认不出昨天的欢喜的壮士来了，他的面色苍白，憔悴了。我惊疑地仔细看着这亲近的、还很年少的脸：那脸的颧骨和上下颚骨突然显得更清楚了，两眉皱着，上下唇紧闭着。
“法西斯匪徒把人毁得成什么啦！”他痛恨地说，“你知道，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过去的生活并不是平常的。他还不到一周岁就成了孤儿。生活不容易啊，可是长大成人了。在军校毕业后，在列宁格勒抗拒了封锁，受了伤，被评为二等残废，但是他不顾这个，又上前线了。可是在不久以前，弹片一下子打进了肺部、心脏，而臂上、腹部也受了伤，另外还有摔伤。他不能说话，不能转动，也听不见。你想想吧，啊！
他的名字叫柯利亚·罗波哈。你哪知道他看见我的时候多么高兴啊！……”
舒拉走到窗前，并没向我转过身来，忽然有力地、像赌咒那样热烈地说：
“我一定回来！没有腿、没有手、瞎了，我一样要活下去！
我很愿意，很愿意活下去！”
……他在到家后第三天就说：
“你别恼我，妈妈，我要不等假期满了就提前走。我在这里呆不下去。人们在那里牺牲着，可是我在这里……我了解，应该继续生活下去……可是我实在难于这样做。”
“再呆些时间吧，亲爱的！……这是你合法的休息呀……”
“我做不到哇。横竖这对于我也不是休息，反正我也不能想别的事，只能想前线……想我的同志们。如果可能的话，妈妈，这次你送送我，好吧？我愿意和你在一起多呆些时间。”
我送他到白俄罗斯车站。那天晚上很冷但是很静。远远地在路轨上方，在清彻微绿的天空，闪烁着一颗低低的明星。
在这一刻，我送儿子上战场，深知在不久的将来炮火和死亡的风暴就要再围绕着他的这一刻，四周却这样的清静，我觉得这仿佛是很奇怪的……
我们买了软席车票。舒拉把自己的手提箱送上车去，可是马上就惊慌失措地跳下来了。
“喂，妈妈，你知道么，将军在那里哪！……”他像小孩一样手足无措地说。
“悖慊故钦绞磕模蔽彝嫘Φ厮担罢庋趺葱校闵*前线去，可是却被自己的将军吓一跳？”
我和舒拉在月台上站到最后一秒钟。列车开动了，我随着车向前走，舒拉站在踏级上向我招手。以后我跟不上列车了，我只能在后边看着。车轮的隆隆声音使我耳聋，疾速的气流险些没把我冲倒，两眼充满了泪……以后月台上冷静了，空虚了，可是我仍然觉得我在看着儿子的脸和他的辞别的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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