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晚上他们同住在一个小县城外的旅店里。
本来住的家乡，巽甫与安大哥，报馆记者，相隔只有四五里地。便预先雇妥一辆农家的车子，想趁早凉启行，好早早走完这六十里地的旱道。
虽是县城，又是火车站所在的地方，然而那古老式的店房仍然保持着五十年前的风味。不过把豆油灯换成有玻璃罩的煤油坐灯，瓦面盆换成了琺瑯的。除掉这两项之外，土炕，草席，白木小桌，土地，臭虫，真正如轰雷似的蚊子，件件都全。
他们下车的时候很早，车站外有一群新兵正在空地上学徒手操。三五个赤背的小孩热心地练习打瓦的游戏。夕阳在古旧的城墙上反射出落漠的淡光，一点风丝飏不起来，只有柳林中的知了争着嘶叫。
旅店中有很大的一片空地，一列草棚，棚里面堆着很高的杂粮，豆油等的麻袋，竹篓。院子中拴了几只骡，马，有一堆堆的马粪。墙角上有一段土墙半遮的厕所。
天气太热了，屋子中正在用艾叶生火，将蚊子烘出，烟气满房。非过一个小时进不去。于是巽甫与同行的两位只好在门外的石条上闲坐。
这石条也是他们的餐桌，一壶白干，几碗大肉面条，与两盘粗糙的炒菜，他们很快意地吃下去。
巽甫在这一晚上喝的酒特别多。
安大哥虽然年纪大些，可是自从幼年家道穷困，倒能锻炼出一个强健的身体，走路，说话，与二十左右的青年没有什么差异。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正蹲在北京，按着资格应分有一个小小官佐的补缺，而这一点点的希望被武昌的炮声打成粉碎。好在他原是寒士出身，并不十分懊丧。入了民国以后，他做过几年的局所小职员，究竟是文字与出身还能在那个社会里有存在的可能，他的生活不是没有出路。
他虽没有什么遗老的想头，而时代的变迁那么迅速，自己只是感到对于许多青年还能作相当的称赞，而差不多的事情他是认为过激了。
在石条凳上吃过晚饭，问店家要了一壶浓茶，他们便东扯西拉地闲谈。在闲谈中，安大哥方提起了坚石走失的消息。
同在一个村子中居住，他与坚石故世的父亲小时候还有两年同学之谊，平日对于坚石的兄弟们格外关切。及至大家谈起这段突如其来的怪事，他便站起来，用手拍着大腿道：
“这怎么好，这怎么好，不是新学说把他害了！新学说！……”
“不，新学说总是提倡青年人要走新路，没有劝人偷跑，也没有劝人自杀或是隐逃的。”巽甫的回答。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新路是一下就走得通吗？把小孩子们的感情给煽动了，没处发泄，说不上怎么办好，怪不得在北京有男女学生自缢而死，或者从家庭中走失了的。我还当是报纸上居心造谣，坚石也是这么办，怎么了，他家里知道不？你该……”
末后的两个字是对斜躺在席子上的飞轩说的。
“知道是知道了，毫无下落。坚石，不行！从去年我看他就有些受不住。有一天他从南京回来见我，说话便有些颠倒了。”
“他往南京去做什么？”安大哥重复蹲下去，鼻息咻咻地。
“上南京做什么？谁知道，巽甫，你说。”飞轩不在意地吸着黄烟。
“我说，飞轩你这不近人情的怪物，你还是坚石的堂叔。……”
“又来了！”飞轩把有臭味的赤足向空中舞动。“怎么？连他的亲哥哥都不得一个信，你却拿出这大道理来责备我。明明说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时代！人心大变的节骨眼。你不去想，只会责罚。唉！责罚早范围不住年轻的心了。”
巽甫这时才得插言的机会，便将在省城时坚石走失前的态度约略述说了一遍。
听了坚石从青年的团体中看佛经那一段，却给安大哥以很大的感触。他郑重地说：
“原来是这么样，看不的他年轻，倒有点灵机，如果是当和尚去了，虽然对家中人说不过去，可是有点道理。”
“有道理？”巽甫听见这位老大哥也这么说，却分外惊奇了。
“有道理，第一这怕是有遗传的关系。巽甫，你不记得坚石兄弟的爹吧？”
“不是人家都叫他小才子吗？我只见过一面，不很知道。”
“他爹是个心性高傲的书呆子，才气很好，却又过于心窄。几乎一句话不肯多说，不是狂士，也不是达人。有时他又干些怪事，就一件事倒能看出他的为人来，……辛亥革命的那年冬天，我们那几县也在动摇了。虽然北方还在清政府的势力之下，其实是时机到了，人心再稳不住，不知怎的在我们那一带的乡村中居然发起了一个万民会，是为革命吗？说不出，是为‘替天行道’吗？也没人敢明白说。然而我记得那些人拣了日子在一个古庙前开大会。你说怪不怪？头一个上去演说的是他，是坚石的爹。你想，他那么谨慎的人却敢在那个时候说话。及至真正民军到了，县城独立，清兵破城，闹得残破不堪，你说怎么样？那小才子却没曾露头。……我常说，凭一时的激动干去，又受不了，日后总有反复。所以我认为坚石多少有他爹的性格。”
“也许是。……”巽甫因为不知道这段事只好含糊地应答。
“嗳！这个时代更不能与以前的时代相比，麻醉，损伤，把许多青年人都颠倒坏了。”
巽甫明白这位安大哥另有所见，年龄与思想不一致是没法用言语来争论的。就是那较为年轻的飞轩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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