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由当事人精心策划的会师长江战役，结果却完全令人失望。原因是西南和福建的抗清主力都没有出动。就西南方面说，孙可望让姚志卓带回的信息肯定是许下了从长江中游东下的诺言。当时，他同李定国之间的嫌隙已经比较深，定国带领兵马向广东推进，另行开辟战场。孙可望直接指挥的军队驻于贵州和湖南西部的少数州县，他一方面想在抗清战场上取得辉煌战果，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另一方面他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梦想取代永历皇帝，需要坐镇黔、滇，不愿亲自统兵东下。于是，孙可望决定起用因保宁战役失利废置昆明的抚南王刘文秀。史载1654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正月，刘文秀被任命为“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①几乎可以断定这正是孙可望为了配合张名振展开大规模长江战役而作出的部署。可是，事态的发展并不像孙可望想象的那么顺利。在安龙的永历朝廷和在贵阳的秦王“国主”行营之间的危机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阶段。永历帝为了保持自己象征性的地位和生命安全，不得不秘密求助于在广西的安西王李定国率兵“救驾”。就抗清大业而言，孙可望拍板定调决定采纳北线长江会师方案；李定国在顺治十年（1653）、十一年（1654）致力于南线同福建厦门一带的郑成功会师广东的计划。永历八年（1654）朝廷给左佥都御史徐孚远、兵部司臣张元畅的敕谕中说：“今胡氛渐靖，朕业分遣藩勋诸师先定楚粤，建瓴东下。漳国勋臣（指漳国公郑成功）亦遣侯臣张名振等统帅舟师扬帆北上。尔务遥檄三吴忠义，俾乘时响应，共奋同仇，仍一面与勋臣成功商酌机宜，先靖五羊（即广州），会师楚粤，俟稍有成绩，尔等即星驰陛见……”①从表面上看，南北两线同时发动大规模的反攻，前景颇为乐观。然而，作为原大西军第三号人物的刘文秀清楚地意识到孙可望的骄横跋扈已经严重地威胁到西南政局的稳定。他立志抗清复明，却不愿意为孙可望打天下。于是，他“屡辞招讨，不获；从容治装者月余，乃上道。至黔（指贵阳）时四月矣”。②“行营诸文武郊迎，辄下车揖谢。既至，翊日大宴，可望祭旂纛，授爵授文秀（文字有误）。文秀言：‘某仗皇上洪福，国主威略，诸公侯将士智勇，庶几一日克敌，恢复中原。某菲材，诚恐不胜。’诸人听之皆悦。越数日，乃自于营中请宴文武诸人，优觞半，起谓诸人曰：‘皇上犹佛菩萨也，造金殿玉宇以安之，乃我辈大和尚事。’已启言：‘营镇诸将领征，历经战已久，不患不威勇，当通以忠义谋略，如《百将传》请书宜各颁付，听礼延文儒讲论。’又言：‘军士皆（当）推心爱惜如子，诸营镇不得虐使之，如鞭笞不合道者，我当参治。’”①显然，这是对孙可望的批评。他奉劝孙可望应该满足于当好庙中主持、方丈的角色，不要忘乎所以，推倒殿上供奉的佛菩萨，自己爬上宝座，弄得不伦不类，信徒星散。同时针对诸将有勇有谋，却只知“国主”不知皇帝，提出要加强忠贞教育。孙可望听不进去，一意孤行，在这年五、六月间由贵阳返回昆明，企图举行禅位礼，黄袍加身。关于孙可望在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五、六月间，曾由贵阳赴云南昆明图谋称帝事，不仅在野史和地方志中有明确记载②，孙可望本人在途经安庄卫（今贵州镇宁县）白水河大瀑布（即黄果树瀑布）时观赏风景，亲自撰写了一篇《望水亭记》，其中说：
甲午（1654）夏，驻跸旧亭，临观赞赏，俄而潭水且涌数丈（黄果树瀑布下有犀牛潭），势若钱塘怒潮，喷云散雾，左右惊视，良久乃平。或曰：此神犀之效灵徵异也。爰命所司选胜为亭，以备临眺。亭成而胜益著，因记诸石，以纪厥异云。又题其石壁曰“雪映川霞”。①
这就为孙可望在1654年五、六月间确实途经安顺、安庄卫往返云、贵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刘文秀眼见孙可望作事乖张，内部既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危机，自应以稳定政局为首务，“出师东伐”的计划因此搁浅。五月初七日，刘文秀“以单骑出历沅、靖诸营，遍观诸险阻，劳恤军吏，十日而毕。又访求能知天文数术者，夏鸿胪言兴隆山中有隐士李石说星数有验，遣书往聘之。李石至，密言一日夜，赠之衣金而归；复以夏鸿胪荐贤谢之金”。②这意味着刘文秀担心内变，一面加强同清方接境地区的防务，一面针对孙可望周围那些谄媚之徒编造的“天命在秦”的“舆论”加以验证。六月，孙可望回到贵阳；七月初六日“大招讨刘文秀择日出师，由平越道，屯于天柱（今贵州天柱县，与湖南接境）③。在以后的半年里，刘文秀毫无挥军入楚之意，原因很可能是担心孙可望发动宫廷政变。孙可望同李定国、刘文秀之间的矛盾在永历朝廷内成了公开的秘密。《存信编》卷五记载，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抚南王刘文秀驻川南”。同月二十二日，“简讨朱全古兼兵科给事中视师海上。先是，甲午（1654）秋文安之密与全古曰：‘刘、李之交必合，众志皆与孙离，但未知事机得失如何也。我当以冬还蜀，君可以春还吴楚上下流观察形势，各靖其志，无蹈危殆。’安之寻遁入郝（摇旗）、李（来亨）营中，可望追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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