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 - 第二十八章 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及永历朝廷的播迁

作者: 顾诚12,173】字 目 录

刘文秀旧部之间的龃龉公开化。刘文秀同李定国不大一样,在孙可望掌权时期他没有多少嫡系部队,几次出征所统率的主力都是由孙可望拨给的;孙可望降清后,他安抚的军队基本上是孙可望旧部。李定国推行歧视政策,把兵将分为“晋兵”(旧兵)、“秦兵”(新兵),刘文秀实际上被看成是“秦兵”的代表人物。刘文秀失势后郁郁病死,他的部将对李定国更加不满。史料的欠缺使后来的研究者难以说清其中的周折,但是,有一个重要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即孙可望掌权时明、清双方长期相持于四川、湖南西部和广西西部,永历朝廷的控制区基本上是稳定的。孙可望发动内讧和兵败出逃,对南明来说在政治上影响比较大,在军事上并没有显著的削弱。清廷决定乘南明内讧三路进攻,南明军队一溃千里,可是无论是清方档案文书还是野史中都看不到双方进行过激战。可见,南明的节节败退主要原因是内部摩擦和部署不当。当时担任通政司右通政使的邹简臣所述情况是:“及大清师压境,(马)吉翔倡走缅计,公(指邹简臣)力争之。定国主吉翔议,弗听。贵州巡抚辜延泰言于公曰:‘吉翔与晋王切齿公,将诬以他故而甘心焉。公死非名,宜早为计。’是夜,定国遣人捕蜀藩旧将广平伯陈建,建夜遁,密报公。公曰:‘祸至矣!’乘夜走避之禄丰。”①

文官武将听说朝廷变更了方针,由入川改为西撤,不少人感到前途渺茫,先后脱离朝廷,寻找避难藏身之处,如吏部尚书张佐宸与少詹事汪蛟逃入大理府山中;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户部侍郎万年策、大理寺少卿刘泌、左佥都御史钱邦芑等行至永平县时改名换号躲入山中。

顺治十六年正月初三日,清军未遇抵抗即占领昆明②。初四日,永历帝到达永昌,跟随的官员已经为数不多。初七日,召对随驾官员和永昌地方乡绅耆老时,翰林刘■和吏科给事中胡显等面奏:“陛下前在云南,独出宸断幸蜀,不幸中改,径走永昌,已失中外之望,今永为天末,舍此则夷矣。外间轰传车驾又欲幸缅。缅为外国,叛服不常,就使忠顺来迎,我君臣患难之余,狼狈到彼,亦不能召号中外。况若称兵相阻,则銮舆进退何所恃耶?今中兴二字不过臣子爱君父之言,其实绝无机绪。莫若尝胆卧薪,闭关休养。外之守固关隘,内之劝课农桑,死守年余,以待天意转移。幸而苟全,四方必有勤王者。若敌兵势逼,仍当取道走蜀,犹可瓦全。”①说完,号■大哭,左右侍臣也随之掉泪;永历帝低头无语,随即命刘■起草《罪己诏》和《告上帝忏文》。《罪己诏》中说:“明知祖制之不可灭裂,而力不能见之行事,遂徒托诸宣言;明知邪正之不可混淆,而心几欲辨其贤奸,又渐寝于独断。以致天下忠臣义士,结舌而寒心;当路鬻爵卖官,寡廉而鲜耻。”《告上帝忏文》则云:“祖宗成宪既不知听,率由左右奸回,公然受其蒙蔽。”“惟苍天不早生圣人为中华主,使黎庶得谬推小子作亿兆君。忠孝阻壅于铨门,而臣不及赏;苞苴公行于政府,而臣不及知。”②这两件文书指责的重点放在永历帝过于信任权奸马吉翔,以致贿赂公行,丧失人心。然而,马吉翔在孙可望叛变后一度失势,转而千方百计逢迎李定国,定国不察其奸,引为知己,使其重新掌握了朝廷大权③。刘■起草的文书婉转批评了李定国,反映了兵败前后永历朝廷内以原蜀王刘文秀为代表的一部分之臣武将对李定国的用人行政的不满。李定国也引咎自责,奏请奉还黄钺,削去官职,戴罪视事。永历帝给以降三级的名义处分,其他官员大抵降职署事。这不过是同皇帝下《罪己诏》一样收拾人心之举,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永历君臣退至永昌时,留巩昌王白文选守玉龙关。清吴三桂、赵布泰追“至镇南州,闻伪巩昌王白文选拥贼在玉龙关,随遣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等进剿。白文选拔营先遁,我兵追及,贼复迎战,随击败之,获伪巩昌王金印一颗,生擒伪总兵吕三贵,并获象三只,马一百四十匹。至永平县,贼纵火烧澜沧江之铁锁桥遁去,臣等乘夜发兵渡江,克永昌府,伪永历及李定国遁去走腾越州”①。永历朝廷得知白文选兵败,撤离永昌在1659年(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闰正月十五日②。李定国命部将平阳侯靳统武领兵护驾,仓猝西撤。这时又有一批官员落荒而逃,如大学士扶纲、户部尚书龚彝、礼部侍郎郑逢元、兵科给事中胡显、御史陈起相、吏部文选司主事姜之琏等。工部尚书王应龙出身陕北制弓箭匠人,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时任工部尚书,联明抗清后在永历朝廷内任原职,这时已经年迈,行动不便,遂对他的儿子说:“我本草莽微贱,蒙恩授职,官至司空。先不能匡扶社稷,今不能患难从君,尚可靦颜求活人世乎?”言毕,自缢殉国。他的儿子哭着说:“父殉国难,子成父忠”,也跟着上吊自杀①。

明庆阳王冯双礼等人在永历朝廷放弃昆明时,率部入四川建昌地区,本意是避开清军主力,转入敌后,会同夔东十三家的军队另创局面。由于李定国听信了马吉翔之流的意见,带领主力西撤,这两支明朝军队被清朝入滇军队隔断,相距愈来愈远。冯双礼部虽顺利地到达了建昌地区,却力单势孤,难以有所作为。夔东十三家的军队反攻重庆以失败告终(见下节),导致四川西南建昌等地的明朝将领丧失信心,不久就发生了狄三品的叛变降清。顺治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奏报:大兵克滇之后,伪庆阳王冯双礼同伪德安侯狄三品等遁走四川建昌卫。臣再三招徕,双礼执迷不从。狄三品等用计执之以献,并缴伪庆阳王金印一颗、大将军金印一颗、金册一副、敕一张。双礼或俘解来京,或军前正法,伏候圣裁。得旨:览王奏,计擒伪王冯双礼,具见王筹画周详,指授得宜,预伐狡谋,克奏肤功,朕心嘉悦。狄三品等遵谕效力,擒逆来献,诚悃可嘉,并敖一凤俱著从优议叙具奏。冯双礼附逆梗化,大军所至,不即投诚,窜迹入蜀,本当正法,但今既就擒,杀之无益,姑免死,昭朕好生之心,著押解来京安置。”同一天又记:“吴三桂又奏报:伪延长伯朱养恩、伪总兵龙海阳、伪副将吴宗秀等为李定国守四川嘉定州,今率众投诚,下所司察叙。”①这年六月二十四日,吴三桂奏报:“官兵进取川南,伪总兵杜子香及伪官等俱缴印劄投诚,叙州(今宜宾市)、马湖(在今宜宾市西,介于明叙州府与建昌卫之间),二府悉定。下所司察叙。”吴三桂又奏报:“四川乌撒军民府(今贵州威宁)土知府安重圣及云南景东府(今云南景东)土知府陶斗等投诚”②。这些事实说明,在永历帝撤离昆明的时候,四川西南的宜宾、乐山、西昌一带都还在南明控制之下,联系到以原大顺军为主力的夔东十三家进攻重庆战役,如果李定国只在滇西留下少量兵力会同拥明土司牵制清军,主力转入四川,与夔东明军会师的可能性相当大,明清相持的局面将延续得更长一些。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同书卷一一二记是年十月间命赵布泰驻防江宁。参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八六—五八八页经略洪承畴揭帖。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四。阿尔津不久病死,见同书卷一一七。

② 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七九页。

① 康熙三十一年《贵州通志》卷五《大事纪》;道光三十年《贵阳府志》卷二《大事记中》;康熙六十一年《思州府志》卷七《事变志·事纪》;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八。

② 康熙三十一年《贵州通志》卷五《大事纪》。

③ 马玉《征行纪略》,计六奇摘编入《明季南略》,中华书局排印本卷十五。马玉所记吴三桂军至保宁和自保宁启行日期与顺治十五年三月十二日四川巡抚高民瞻揭帖、同月十五日四川巡按陈洪柱揭帖(二件均藏第一档案馆)完全一致。《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六记顺治十五年四月初十日吴三桂、李国翰奏报:“官兵败贼于合州,斩获甚多。”据随军的马玉所见,合州“俨同鬼域,盖彼此所不到也”。只是南明重庆总兵杜子香派“轻舟”溯嘉陵江到合州江口侦探清军消息,并没有战斗。

④ 马玉《征行纪略》。刘健《庭闻录》卷三记“三月初四日至合州”,误。

① 《庭闻录》卷三。《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八记:“贼首李定国、刘文秀遣伪将军刘正国等率贼众、象只在三坡、红关等处据险设伏以拒我兵。”郭影秋《李定国纪年》第一五八页说:“《播雅》云:三坡有二:一为桐梓北六十里,一在酉阳。此处当指后者。”判断失误。吴三桂军正是由重庆、綦江、桐梓南下遵义的。诸书所记以马玉《征行纪略》最为准确,他说吴军“历东溪、安稳、松坎、新站、夜郎”,前两地属綦江,后三地属桐梓。《清世祖实录》卷一二○记顺治十五年八月吴三桂奏疏中有“臣兵至桐梓”语。清方文书内提及的三坡、红关、石台关均在桐梓县境。民国十八年《桐梓县志》卷十四《军事中》云:“顺治十五年六月(当为四月)……蜀师至三坡,桐梓兵民悉溃。刘镇国拒战,大败。”同书卷六《舆地志中·山脉》记,“山坡,古称上天梯,言其险也”,距县城六十里。“山坡”即三坡,同书卷二十赵旭、李铭诗均有《三坡》诗,述其“险峻处名上天梯”,又名滴泪三坡,为历来两军相争要地。“红关”当作“虹关”,虹关又名酒店垇,即今桐梓县地名“酒店”,在县北一百五十里,“前连綦江界,升之若登九天,下之若降九渊”。石台关疑为石炭关之讹,桐梓县有两处名石炭关,一在东北,一“在西八十里,下有大石横江,谓之关门石,为遵(义)、桐(梓)、仁(怀)三县交界处”,见同书卷七《舆地志下·关津》,今名石关。

② 马玉《征行纪略》。

① 刘健《庭闻录》卷三。

② 道光三十年《贵阳府志》卷二《大事纪中》;《征行纪略》。《庭闻录》卷三与《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八均作在开州击败明总兵梁亦英部。按,《庭闻录》卷三引吴三桂顺治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奏疏曰:“杨武原守倒水,经臣战败,至滇只领残兵二百”,降清后“不胜暴戾”云云,可证梁亦英之名为误记。

③ 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二○、《征行纪略》及《庭闻录》卷三。明兴宁伯王兴与广东文村的绣花针王兴同名,降清原因三书记载稍有差异。

④ 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八○页。

⑤ 顺治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偏沅巡抚袁廓宇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三○三页。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八,丰宁司误写作“抚宁州”。

② 道光《贵阳府志》记,罗大顺于五月间“陷清平、新添。七月,洪承畴命张勇击罗大顺于新添,大顺弃城走”。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卷八《纪事》云:“七月,故明桂王都督罗大顺夜焚新添卫城,经略右标总兵张勇赴剿,大顺遁入十万溪。”

③ 道光《贵阳府志》卷二《大事纪中》。一些史籍记载张先璧在顺治九年保宁战役后被孙可望杖毙,两说必有一误,待考。

④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记:顺治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固山额真侯李国翰卒。”马玉《征行纪略》亦云:七月“二十八日。定西将军墨侯以病卒于遵义。”

① 杨老堡会议见《八旗通志》卷一四一《赵布泰传》,原文说,多尼、吴三桂、赵布泰“会于平越府之杨老堡,议分兵进取云南,多尼自桂(贵)阳入,三桂自遵义入,赵布泰自都匀入,订以十二月会师云南省城”。洪承畴在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揭帖中说:他“自贵州省城赴杨罗(当即杨老堡)迎王师会议,十月初七日回至平越府。”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三四四页。

② 道光《贵阳府志》卷二《大事记中》。

③ 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二二○页。

① 《征行纪略》。

① 《求野录》。

② 见上引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洪承畴揭帖。

③ 据宣统元年《贵州全省地舆图说》《永宁州》记:“鸡公背山,城东四十里,与关索岭对峙。”按,明代在关索岭置守御千户所,“领有鸡背堡”,鸡背堡即鸡公背,见民国三十五年《镇宁县志》卷一《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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