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清顺治二年）六月，潞王降清，浙江省会杭州被清军占领，不少州县也递上降表，归顺清朝。“闰六月初旬，颁开剃之令，人护其发，道路汹汹；又郡县奉檄发民除道开衢为驰马之地，人情益恇扰”③。在这种情形下，亡国之痛以强迫剃头为引线迅速点燃了一场反清的熊熊烈火。闰六月初九日，明原任九江道佥事孙嘉绩起义于余姚，杀清朝委署知县王玄如；初十日，生员郑遵谦起兵于绍兴；十二日，又发生了宁波的抗清运动。
浙东的反清起义，和福建的隆武政权有一个重大区别：浙东是在本地当权官绅已经投降清朝以后，一批有志之士激于剃头改制，揭竿而起，不顾杀身亡家的危险而展开的反清复明运动。它的骨干成员大多数是些社会地位比较低的明朝生员和中、下级官员。
浙东民气比较强悍，1643年在东阳爆发了许都领导的反对贪官的运动，很短时间就攻克了附近几个县，明政府束手无策，绍兴府推官陈子龙凭借个人关系对许都进行招抚，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不料许都投降后却被巡按御史左光先处死。①郑遵谦同许都是生死之交，东阳起事后，他也准备响应，被其父郑之尹（曾任山西按察司佥事）关在房里，才未能实现。1645年六月，潞王降清后，浙东郡县也望风归附，绍兴府通判张愫降清被任为知府，彭万里任会稽知县。郑遵谦的父亲郑之尹也亲赴杭州剃发降清。深怀报国之心的郑遵谦却大义凛然地决定起兵反清。他联络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和郡将，慷慨声称：“天下事尚可为，我欲举义旅，何如？”得到大家的支持。于是在闰六月初十日树立大旗，招兵誓师，有众数千人。他下令把张愫、彭万里处斩，自称义兴元帅。为了解决义军粮饷问题，郑遵谦召集曾任明朝尚书的商周祚、姜逢元等缙绅开会，要求他们拿出钱来。有的缙绅诉说家境贫困，难以应命。郑遵谦大骂道：“若受高官厚禄数十年，今国破君亡，尚欲拥厚赀安享耶？”命人拖出斩首，阔老们吓得胆战心惊，只好答应按额输饷。正在这时，他的父亲郑之尹从杭州回来，见形势陡变，大吃一惊，跪在遵谦面前磕头大哭道：“汝幸贷老奴命，毋使覆宗”，妄想以父子之情劝说遵谦不要同清朝作对。郑遵谦毫不动摇，绝裾而去。《南疆逸史》的作者温睿临在记述这件事时不胜感叹地写道：“明之绅士，大约荣利禄，趋声势，私妻子是计耳。宁有君父之戚，家国之感乎哉！故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其目义士皆怪物耳！”①这段话颇能说中肯綮，明末清初大多数高官显贵在天翻地覆的大变乱之际，最关切的是千方百计维护自己聚敛起来的巨额财富，国家民族的利益被置之度外。
继绍兴府之后，又发生了宁波府的反清运动。宁波府同知朱之葵、通判孔闻语已纳款于清贝勒博洛，博洛随即委任之葵为知府、闻语为同知。鄞县生员董志宁首先倡义反清，聚集诸生于学宫商议，其中著名的还有王家勤、张梦锡、华夏、陆宇■、毛聚奎，这就是某些史籍中说的“六狂生”。董志宁等决定起兵时，曾遍谒在籍各乡绅，均遭拒绝。闰六月初十日，清知府朱之葵为清军运粮至姚江，因道路不通返回鄞县。同日，孙嘉绩派人来鄞县约其门人林时对起兵响应。林时对曾任明朝吏科都给事中，他在十一日和沈延嘉、葛世振、徐殿臣等商议后，认为原太仆寺卿谢三宾“饶于资，向监军山左，曾身历戎行，宜奉之为主”，四人一道前往恳求，谁知谢三宾坚持不允，曰：“势如压卵，若辈不畏死耶？”无论林时对等怎样劝说，峻拒如故②。林时对等于失望之余，与董志宁等人商量决定推原刑部员外郎钱肃乐为盟主，十二日邀集众乡绅到城隍庙开会。清知府朱之葵、同知孔闻语也来观察动静。当时，除了策划者以外，被邀而来的乡绅们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听说知府、同知莅临，竟然降阶迎接。董志宁、林时对当机立断，撕毁之葵、闻语的名刺，宣布拥戴钱肃乐起兵反清。几千名围观百姓欢声雷动，当即拥簇着钱肃乐到巡按署中任事，隶属于海防道的两营兵和城守兵也表示支持抗清。朱之葵等见局面翻转，向百姓哀告饶命，得以释放。宁波府城鄞县自此复为明守。
当时，驻于定海的浙江防倭总兵王之仁业已投降清朝，贝勒博洛命他继续担任原职①。宁波府城反清后，谢三宾为了保住身家性命，派人携带亲笔书信前往定海请王之仁出兵镇压，信中说：“潝潝訿訿，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稚绅和之。将军以所部来，斩此七人，事即定矣。某当以千金为寿。”②钱肃乐也派倪懋熹为使者前往定海策反王之仁。两位负有完全相反使命的使者几乎同时到达定海。倪懋熹抵定海后，听说头天有位姓陈的秀才上书王之仁，斥责其降清，被王处斩，仍毅然入见。一见面，王之仁说：“君此来，大有胆。”倪说：“大将军世受国恩，贤兄常侍（指崇祯朝太监王之心）攀髯死国，天下所具瞻，志士皆知其养晦而动也。方今人心思汉，东海锁钥在大将军，次之则滃洲黄将军（指黄斌卿）、石浦张将军（指张名振），左提右挈，须有盟主，大将军之任也。”王之仁连忙制止他说下去，叮嘱道：“好为之，且勿洩”，让儿子王鸣谦陪倪懋熹去东阁吃饭。然后，又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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