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645年秋到1646年夏的形势
朱聿键在福建即位和朱以海在浙东监国反映了南方绅民的抗清愿望。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南明方面弘光朝廷虽然已经覆亡，但南明政权还控制着福建、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几个全省（四川在张献忠为首的大西军控制下）和浙东、赣南地区，人力和财力还相当可观。而清朝统治者在摧毁了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两大对手后，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以为只要稍事招抚，全国即可平定。1645年六月，英亲王阿济格率师“凯旋”；九月，豫亲王多铎也领兵回京，换来了一位年纪很轻的贝勒名叫勒克德浑以平南大将军名义带领一支满洲八旗兵镇守南京。勒克德浑部下的兵员数目不详，但肯定比多铎的兵力少；此外就是奉命招抚江南各省的内院大学士洪承畴和一批投降不久的汉军。如果仅就兵力对比和人心向背而言，南明当局是可以利用清军主力北返的时机有一番作为的。然而，南明地域虽广，各派势力却在很大程度上陷于割据纷争，朝廷虚有其名，无法组织有力的反攻。
唐、鲁的对立既削弱了东南的抗清势力。表面上奉隆武正朔的各地大臣也往往私心自用。朱聿键是位有恢复大志的君主，他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大体上也是正确的。可是，真正效忠于他的人并不多，在福建他受制于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在外的湖广等地总督何腾蛟只知利用隆武帝的信任把湖南和贵州东部视作自己的禁脔，威福自操；广西巡抚瞿式耜意在拥立桂藩，同隆武朝廷貌合神离。向心力比较强的是赣南和广东。隆武帝开初并没有看出何腾蛟的割据自雄心理，对何腾蛟的请官请爵几乎是言必听从，不仅把湖广地区的全权委任给他，还指望他派兵进入江西，把自己从郑氏集团控制下的福建迎接到赣州或者湖南。当时，正是大顺军余部同何腾蛟、堵胤锡达成联明抗清协议、湖广兵力正盛的时候，隆武帝认为浙东、福建有鲁监国、郑芝龙的兵力抗击清军，自己移驻赣州或湖南，可以就近节制赣南、湖广、广东和云南、贵州调来的军队同清方较量，收复失地。然而，他的这一计划既遭到郑芝龙的反对，又得不到何腾蛟的真心支持，终于化为泡影。
大致可以这样说，崇祯朝时虽已出现少数武将拥兵自重的迹象，朝廷的威令基本上还能畅通无阻；弘光时武将跋扈，封疆大臣仍不敢违反朝廷旨意；隆武以后督抚大臣也效法武将，一味盘踞地方，争权夺利，朝廷威令不行，几乎谈不上统一部署、统一指挥。清廷虽有内部倾压，但掌权者基本上能威福自操，令行禁止。相形之下，清胜明败主要决定于内部凝聚力。
清阿济格、多铎主力北返之后，江南留守兵力相当单薄，拥明势力虽展开了一些反击，但收效甚微，原因在于各自为政，互相观望，甚至坐视清军打掉拥明旗帜下的异己力量，心中窃喜。南明军阀和封疆大吏多数是这样一批鼠目寸光的人物，才使清方得以有限兵力集中使用，达到各个击破的效果。 1645年秋天，鲁监国的军队渡钱塘江攻杭州和浙东等地；堵胤锡督忠贞营攻荆州；江西明军和义师也奋起同清方争夺建昌、吉安等府县。兵饷最足的郑芝龙和何腾蛟却一味坐食内地，毫无作为。
由于南明当权人物总是夸张自己的“功绩”，隐瞒自己的消极避战，留下的材料虽然很多，却只能把读者导入歧途。为了理清头绪，借助于清方档案材料就是必要的了。勒克德浑接替多铎和阿济格镇守江南期间，只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这就是援救荆州之役，对手是由大顺军改编而成的忠贞营（荆州战役另述）。当时，清朝对江南的统治远未巩固，兵力又非常单薄。除了驻于南京和杭州的一部分满洲八旗兵以外，湖广（主要指今湖北省部分）、江西以及今安徽省等地区都是由新降附的汉军负责镇守和攻取。勒克德浑领江宁（今南京）满军主力援救荆州时，连南京城内外的反清势力也还相当活跃。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江宁等处巡按毛九华在一件揭帖中说：“江宁城外九十余村，有王■、孙壒、金牛、六塘、聂村、陶村、邓村、龙都八村借练乡兵为名，敢犯天兵，遂经剿洗，自后安堵。”①实际上南京城郊义师虽然受到清军的搜剿，地方并没有“安堵”，就在勒克德浑统兵西上湖广时，抗清义师趁江宁守御力量空虚，密谋于顺治三年（1646）正月十二日夜间里应外合，夺取该城。由于消息走露，洪承畴等得以及时防范，“捕斩为首者三十人。至十八日夜，贼首伪潞安王、瑞昌王复率贼兵二万余三路入犯，我兵俱击败之”①。洪承畴揭帖中叙述道：“有伪瑞昌王朱谊漇、伪总兵朱君召，奸恶异常，到处号召同谋叛乱。今年正月十九日，既密图江宁，里应外合。职与操江陈锦等诸臣，先事发觉，合满汉官兵，奋力擒剿，旋就底定。然大逆朱谊漇、朱君召犹未就擒，祸本未拔。”下文又说，正月二十三日陈锦、巴山、厫童统兵在南京城外搜剿，杀一百余人，自二十四日起将江宁各城门封闭，“细搜城内逆贼，擒获甚多，俱有瑞昌王伪旨、伪牌札可据。”洪承畴的这件奏疏是在顺治三年八月底写的，这时清廷已派遣贝勒博洛统兵由浙江进攻福建，南京地区的清军仍然很少，所以他在疏中说：“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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