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的复明运动是以大同总兵姜瓖反清揭开序幕的。姜瓖，陕西延川县人①，原是明朝挂镇朔将军印大同总兵官。1644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太原后，他主动派人联络，投降了大顺政权。同年五月，传来了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放弃北京的消息，姜瓖又发动叛乱，杀害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归附了清朝。由于他在起兵叛乱夺得大同的时候并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图，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代藩枣强王后裔）“以续先帝之祀”，被清廷斥为“大不合理”②。七月十五日，姜瓖不得不上疏请求原谅自己“不学无术之罪”，并且要求“解臣兵柄，另选贤能”，让自己“休息田间，从此有生之日皆歌咏太平之年矣”③。清摄政王多尔衮一面让他继续充当大同总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虑”，“倘仍前不悛，越分干预，国有定法，毋自取戾”④。这年十月，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马跟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在镇压陕北大顺军高一功等部时颇为卖力。没想到次年（1645，顺治二年）七月他被叫到北京，由大学士刚林秉承摄政王多尔衮的意旨进行质讯，指责他顺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归顺清廷，七月间却用明朝崇祯年号发给文武官员劄符，又拥戴明朝宗室枣强王，“此罪不小”。姜瓖跪在地上解释清兵入关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原不敢有二心”。刚林又无中生有地斥责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虑”。最后，才宣布：“今大清恩宽，王上令旨许功罪相准，往事并不追究。着你仍镇大同，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以报国家大恩。”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叩头谢恩”①。这以后的三年里，清廷对陕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征发山西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官民的负担。 1647年（顺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员三品以上，在外官员总督、巡抚、总兵”各“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这显然具有人质的用意。姜瓖接到兵部传旨后不敢怠慢，把长子姜之升送往北京②。
1648年（顺治五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犯边。清摄政王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决定派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瓦克达等领兵戍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姜瓖对清朝统治者崇满歧汉政策早已心怀不满，这时又正是在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反清之后，清廷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甚深，他判断满洲大军云集大同将对自己不利。大同地区的清朝官员又奉命征集粮草，急如星火，百姓怨声载道。于是，姜瓖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揭起了反清的旗帜①。耿焞逃往阳和，家属被姜瓖处死。阿济格闻讯，连夜进兵，于初四日到达大同城下②。姜瓖反清以后，“飞檄安官，朔（州）、浑（源）一带俱受伪札”③。阿济格在十二月间的报告中说：“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④大同举义后，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
晋西北，“明废弁万练乘变袭踞偏关，瓖即以练为伪偏关道。宁武、岢岚、保德相继失守。刘迁者，亦明废弁也，纠亡命，受伪左大将军职，略雁门关及代州、繁峙、五台等邑，太原告警”⑤。关于刘迁的情况，顺治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抚祝世昌塘报中说：“本院口虑雁门系大同孔道，预遣抚标右营游击高国盛同蒙古艾大人驻防代州。突有明季副将刘迁诈称起用伪总兵，伪牌伪言，日每招聚乌口（合），……。初十日，逆贼刘迁果率领马步贼约有万余将代州围困十一日，竟入关厢。”高、艾见“贼众兵寡”，“密差役前往大同英王爷驾前清兵”。①
晋中，《定襄县志》记载：“五台、忻州、盂县皆授姜瓖伪劄，转相煽惑，丑类尚累数万，旗帜队伍蚁聚蜂屯。宁武已附姜瓖。兵备道蔺与太原参将李好贤住劄忻州、定襄，每侦贼警则引兵救援。至九月，宣府总兵李刚奉旨剿擒高鼎，鼎负隅，每夜出，恣其劫掠。后听抚，贼众渐散，鼎复据曹家寨，……倏招倏叛。”②《静乐县志》也说：“时三晋草寇转相煽惑，驱逐长令，卖降恐后。……太原一郡全城自守者惟榆次、平定、乐平、太原、崞县、盂县而己。”③
晋东南，“汾、潞、泽、辽等郡邑小丑乘时蜂起，伪帅胡国鼎啸聚潞安，祸连沁属”④。“伪将”陈杜、张斗光等领兵攻克泽州（今晋城）。⑤平顺有姜瓖所“遣贼将牛光天破城劫库，男妇掳掠甚多。至十月，原任赖知县请兵恢复，贼始灭”。⑥
晋西南蒲州到黄河西岸属陕西的韩城一带有虞胤、韩昭宣、李企晟等闻风响应，他们“私立伪韩王，行伪永历事”⑦。清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向朝廷奏报：“伪六省军门虞胤、伪总督韩昭宣、伪总兵封汝宦等克陷蒲州及蒲属临晋等县，伪立永历年号，诈称二十八万。”①
在很短的时间里，山西全省除了省会太原和少数城池外，差不多都被义师占领。而山西的反清复明运动又迅速波及陕西等西北地区（见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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