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邦傅、马吉翔并没有什么瓜葛。问题是，陈邦傅在广东反正以前足以同瞿式耜等人相抗衡，广东反正以后力量平衡被打破，陈邦傅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先把李过（李赤心）、高一功（高必正）为首的忠贞营接进广西南宁一带安插，后来又拉拢云南的大西军余部；而堵胤锡等人却是从抗清大局着眼，主张南明朝廷应该联合原大顺军和大西军。尽管堵胤锡、王化澄、朱天麟等人和陈邦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天地悬隔，落实到具体事情上却颇有类似之处。换句话说，“吴”、楚党争的内涵原来是东、西军阀的争权，后来却衍伸为对待原农民军的态度上的分歧。
在永历朝廷大臣中，何腾蛟、瞿式耜联为一体，竭力维护崇祯朝以来的“正统”观念，歧视和排斥原农民军。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保持着极深的阶级偏见，妄图凭借残明的文武官绅势力实现“中兴”，这实际上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他们的这种政治态度在南明官绅中显然有一定代表性。由于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相当弱，不得不同反正来归的文官武将互相勾结，形成所谓的楚党。
然而，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南明朝廷（从隆武政权开始）中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只有联合原大顺、大西农民军共同抗清才有复兴的希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学士堵胤锡、朱天麟、王化澄等人。在南明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两位，一位是堵胤锡，另一位是张煌言。堵胤锡在永历朝廷中一直遭到何腾蛟、瞿式耜等人的排挤，无法展布他的雄才大略，终于赍志以殁；张煌言偏处浙江、福建海隅，得不到实力派郑成功的支持，空怀报国之志。历史上常说“何代无才”，治世不能“借才于异代”，就南明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史书上，人们习惯于把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列为南明最堪称赞的政治家，其实，他们不过是二、三流的人物，就政治眼光和魄力而言根本不能同堵胤锡、张煌言相提并论。同堵胤锡、张煌言类似能够依据形势的变化高瞻远瞩的还有张家玉、杨畏知、朱天麟、王化澄等人。正是由于这些人在统筹全局上同维护崇祯朝以来政治格局的某些官绅的见解有明显差异，他们当中一部分任职永历朝廷的人因此被说成是同“正统派”（即楚党）相对立的所谓“吴党”。
堵胤锡从隆武时期起就真心实意地联合大顺军余部，负责改编和联络忠贞营，后来又力主联合据守云南的大西军，因此先后遭到何腾蛟、瞿式耜等“正人君子”的嫉恨。永历三年（1649）秋，金堡上疏“劾其丧师失地，而结李赤心等为援，张筵宴孙可望使。且面责之曰：‘滇与忠贞，皆国仇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独与之呢？’胤锡失色，徐曰：‘我幸苦边事，如君言，竟无功耶？’堡曰：‘劳则有之，功于何有？’”①上引堵胤锡临终上疏，对五虎及其后台瞿式耜、李元胤的把持朝政导致复兴无望深表不满，可见堵胤锡的备受排挤是因为政见分歧和反对延臣结党营私。
朱天麟，崇祯元年进士，历仕崇祯、隆武、永历三朝，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任东阁大学士。李成栋反正后，袁彭年等五虎弄权，上疏攻击跟随永历帝播迁的大学士严起恒、权臣陈邦傅、马吉翔、太监庞天寿。永历帝很不高兴，由皇太后出面叫朱天麟拟严旨诘责。接着，又有金堡倚仗“东勋”兵力上疏劾奏陈邦傅无饷无兵，窃取勋爵。陈邦傅大怒，上疏反斥金堡任临清州知州时曾经投降大顺，又请朝廷派金堡为自己的监军，“观其十万铁骑”。朱天麟即票拟旨意道：“金堡辛苦何来，朕所未悉。所请监军即会议。”同任内阁大学士的严起恒早就想排挤朱天麟，暗中把这一票拟的旨意告知吏科给事中丁时魁。五虎得知消息，连夜约集给事中、御史十六人于正月十三日晨拥入行在宫门，声称“强臣箝结言官之口”，“吾等不做官矣”；“将公服袍带掷弃庭中，小帽叉手，白衣冠联袂去”。这时永历帝正在穿堂召见太仆寺卿马光，听得外面一片喧哗，吓得“两手振索，茶遂倾衣”。永历帝心知五虎自恃有李成栋父子为靠山，才敢于大闹朝堂，被迫于次日（十四日）特敕李元胤出面邀请参与闹事的十六人仍入本衙门办事。朱天麟即日解职，所票旨意改拟①。五虎垮台以后，朱天麟于九月间再次入阁办事。在联合大西军问题上，孙可望坚持封秦王，不愿改号，朱天麟说：“许之便。我势日衰，彼力方壮，我以空名羁之，犹可号召以拒强敌，毋持迂议，自贻伊戚。”他的主张被严起恒等人拒绝。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八月十八日朱天麟病卒于广南府②。
王化澄，崇祯七年进士，参与定策拥立永历帝，官至东阁大学士。在孙可望请封秦王时，他力排众议，声称：“江楚溃败，两粤且不支，能制可望之不王乎？”主张真封秦王，与大西军余部联合抗清。这就触犯了楚党的大忌，被金堡等劾免。清军占领广西后，王化澄躲入山中，被清将马蛟麟捕获，誓死不降，于顺治九年三月十八日遇难。关于他的为人，《南疆逸史》卷二十二《王化澄传》中说“正色立朝，人赖以安”。而楚党人士的著作却对他极尽诋毁之能事，说他“贪庸误国”。
总之，堵胤锡、朱天麟、王化澄等人无非是赞成联合原农民军共同抗清，在政治见解上比较相似，就被编派为什么“吴党”头子。仔细研究现存材料，不仅找不到他们同陈邦傅、马吉翔私下勾结的迹象，他们之间也没有抱成一团，操纵朝政的事，根本谈不上结党营私。楚党则是确实存在的，他们是明朝反动统治者的“正脉”，其特色是奉行既要抗“虏”，又要平“贼”的方针。正因为楚党实质上代表着崇祯以来明朝统治阶级中的顽固势力，在南明史籍中袒护楚党的相当不少，也容易为清朝统治者所容纳。在明、清统治集团眼中，大西、大顺军都是十恶不赦的“流寇”，只有在涉及李定国时才网开一面，因为他们认为李定国属于“改邪归正”之列。由于在各种南明史著中都读到“吴”、楚党争，特别是持论者大抵颂扬楚党，指斥本不存在的“吴党”中的许多人物为“奸佞”，本书多费一点笔墨予以澄清就是必要的了。
① 钱秉镫《所知录》卷三。
② 钱秉镫《藏山阁诗存》卷十《行朝集》，《端州杂诗》。
③ 同上，卷九《生还集》，《酬汪辰初》。
④ 《瞿式耜集》卷三，书牍。
① 《所知录》卷三。
② 《岭表纪年》卷二。
①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二十八《金堡传》。
① 《明季南略》卷十二《科道散朝》。参见《两粤新书》。
② 《南疆逸史》卷二十二《朱天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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