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宙载》云：“《湖广志》：‘安陆州董仲，汉董永子，母乃织女，生仲而灵异，数篆府，镇邪怪。’近日院本以董仲舒为永子，不知仲舒生于西汉，永为东汉末人，不惟相隔远甚，亦且侮亵先儒。或以永子名仲，遂以仲舒当之耶？”《庄岳委谈》云：“今传奇有所谓《董永》者，词极鄙陋，而其事实本《搜神记》，非杜撰也。”又云：“《连环》亦本元曲。或称李长吉诗‘榼银龟骑白马，傅粉美人大旗下’，以为即吕布美人，殊不知傅粉自说吕貌，非姬妾也。”按元曲：吕布美人貂蝉，小字红昌。《河上楮谈》云：“世俗戏文、小说，有《斩貂蝉》、《关索鲍三娘》等记，流传傅会，真伪混淆；然蜀有关索岭，又有鲍家庄，不知何也。”
《录鬼簿》载白仁甫所作剧目有《祝英台死嫁梁山伯》，宋人词名亦有《祝英台近》。《钱塘遗事》云：“林镇属河间府有梁山伯、祝英台墓”。乾隆乙卯，余在山左，学使阮公修《山左金石志》，州县各以碑本来。嘉祥县有《祝英台墓碣文》，为明人刻石。丙辰客越，至宁波，闻其地亦有祝英台墓。载于志书者详其事，云：“梁山伯、祝英台墓，在鄞西十里接待寺后，旧称‘义妇冢’。”又云：“晋梁山伯，字处仁，家会稽。少游学，道逢祝氏子，同往。肄业三年，祝先返。后山伯归访之上虞，始知祝为女子，名曰英台；归告父母求姻，时已许鄮城马氏。山伯后为县令，婴疾弗起，遗命葬鄮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适马氏，舟经墓所，风涛不能前。英台临冢哀痛，地裂而埋璧焉。事闻于朝，丞相谢安封‘义妇冢’。”此说不知所本，而详载志书如此。乃吾郡城北槐子河旁有高土，俗亦呼为“祝英台坟”。余入城必经此。或曰：“此隋炀帝墓，谬为英台也。”
锺嗣成作《录鬼簿》，以董解元居首，云：“以其创始，故列诸首。”又云：“胡正臣，杭州人，董解元《西厢记》自‘吾皇德化’，至于终篇，悉能歌之。”《笔谈》云：“董解元《西厢记》，曾见之卢兵部许，一人援弦，数十人合座，分诸色目而递歌之，谓之‘磨唱’。卢氏盛歌舞。然一见后无继者。赵长白云：‘一人自唱’。非也。”按：今之“马上戳”，本此。
辉县褚邱，去百泉四十里，有白马将军祠，土人多崔姓，而近又有郑村。有演崔郑传奇者，土人以石击之。（见《书影》）。《旷园杂志》云：“唐郑太常恒暨崔夫人莺莺合祔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曰旧魏县，盖古淇澳也。明成化间，淇水横溢，土崩石出，秦给事贯所撰志铭在焉。犁人得之，鬻诸崔氏，为中亭香案石。久之，寻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识之，白于县令邢某，置之邑治。志中盛传夫人四德咸备，乃一辱于元微之《会真记》，再辱于关汉卿、王实甫之《西厢记》。历久而志铭显出，为崔氏洗冰玉之耻，亦奇矣。”《诗辨坻》云：“陈仲醇《品外录》载《唐郑府君夫人崔氏合祔墓志铭》，秦贯所撰也，陈因据此辨《会真》之诬，用意可谓长者。后余见此搨本，楷书微兼隶体，笔意遒古，而词亦质雅。第志称府君讳遇不讳恒，而眉山黄恪复以《会真》年月参之，此碑所谓崔氏者，其生平尚长双文四岁。盖荥阳、博陵，世通昏姻，志中崔、郑，不必便为莺、恒，仲醇但欲为雪崔之地，而弗深考耳。”
《西厢记》始于董解元，固矣；乃《武林旧事》杂剧中有《莺莺六么》，则在董解元之前。《录鬼簿》王实甫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同时睢景臣有《莺莺牡丹记》。王实甫止有四卷，至草桥店梦莺莺而止，其后乃关汉卿所续。（详见《曲藻》及《南濠诗话》）。李日华改实甫北曲为南曲，所谓《南西厢》，今梨园演唱者是也。王实甫全依董解元，惟董以敌贼下书者为法聪，实甫改为惠明。关所续亦依于董，惟董以张珙用法聪之谋，携莺奔于杜太守处，关所续则杜来普救寺也。日华南曲则一沿王、关耳。伧父漫讥汉卿所续之非，盖未见董词也。查伊璜以关所续未善，更作《续西厢》四折，大槩仍用董、关，而增以应制、赋诗，即用“待月西厢”之句；又夫人欲以红娘配郑恒，红娘不许而欲自缢。事皆蛇足，曲亦村拙，远不及汉卿矣。碧蕉轩主人作《不了缘》四折，则本“自从别后减容光”一诗而作也。崔已嫁郑恒；张生落魄归来，复寻萧寺访莺莺，不可复见——情词凄楚，意境苍凉，胜于查氏所续远甚，董、关而外，固不可少此别调也。明人又有《续西厢升仙记》，序称盱江韵客所撰，谓红娘成佛，而写莺莺之妬。郑恒诉于阴宫，鬼使擒莺，红来救之；意在惩淫、劝善，但词意未能雅妙耳。
卓珂月有《新西厢》，其自序云：“崔莺莺之事以悲终，霍小玉之事以死终。小说中如此者，不可胜计，乃何以王实甫、汤若士不能脱传奇之窠臼耶？余读其传而慨然动世外之想，读其剧而靡然与俗内之怀，其为风与否，可知也。《紫钗记》犹与传合，其不合者止复苏一段耳，然犹存其意。《西厢》全不合传，若王实甫所作，犹存其意，至关汉卿续之，则本意全失矣。余所以更作《新西厢》也，段落悉本《会真》，而合之以崔郑墓碣，又旁证之以《微之年谱》，不敢与董、王、陆、李诸家争衡，亦不敢蹈袭诸家片字，言之者无饰，闻之者足以叹息。盖崔之自言曰：‘始乱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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