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终究不会骗我。当进东山师范时，他对我说，省城有合适的学堂可投考的时，一定送我出省，决不叫我在“东山”读满五年。
我于四月初复出省城投考清华学校。同伴有一个从堂兄弟名秉仁的，考清华的经过也在“脱了轨道的星球”里面略述过了。这里不再加赘说。因为提学司把复试延期至那年的冬期，我不能久等，在九月初，便考入高等巡警学校了。
一般的学校的管学官是提学使。但是高等巡警学校却是属民政部管辖，故管学官是巡警道，——今日的省会公安局长。属于学部的学堂的学生们都说，高等巡警学校毕业后等于往日的佐杂，没有科名的奖励，至高等学堂优级师范、法政学堂等，都有奖励举人的希望的。
我以才满十七岁的青年来进高等巡警学堂，确是不甚适当的。但是除此之外，别无学校可就的了。
在高等巡警学堂所习的学科更加是面目一新。除了粗浅的英文和算术之外，天天都在课堂里抄黑板。这是因为第一讲义的印刷来不及，第二在学生们之间，方言不同。最初有几位教授来上课要求学生笔记，他们都说广州话，外府的学生，——特别是我们从东江来的潮梅学生，便要求先生们用正音教授。广州的学生说，学堂设在省会，应当用省城话。外府的学生说，学堂是国立的，应当用全国通用的正音。虽有些广州教授是会说正音的，但也不甚好，大部分的广州教授都不会说官话。结果他们唯有叫我们在教室里每小时抄三黑板的讲义。
我们有谈海的法学通论，陈融的大清律例（陈先生不称大清律例，而称为现行刑律），叶夏声的刑法，谭燮尧的行政法（全抄日本某法学博士的），章叔通的大清会典（讲义是黎庆恩编的）。此外英文、算术由湖南的罗君毅担任，体操由一个满人名玉珂担任。
在中国人教授之外，尚有一位日本教授，姓大胁，名菊次郎。他教授我们级里的国家学。他第一次上课，带着一个姓黄的通译同来，最先介绍他是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法学士，其次教训我们求学要如吃饭，必须先加充分的咀嚼，不可囫囵吞枣地吃下去，若不消化，反会生病的。他说有许多同学是徒逞暗诵文章，而不求理解科学的内容，结果是浪费了时间和精力。最后他演讲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
对于这些法政科学，我一点也不发生兴趣，并且还讨厌先生们的讲义编得太不通了。第一，句子拖得太长；第二，“的”字用得过多；第三，“场合”、“法人”、“引渡”、“勿论”等新词句也穿插得太频繁了。在当时“劳働”两字仍然是非常新奇，并且对于“働”字也觉得讨厌，以为“人傍”是无必要的。
更令我惊异的是谭燮尧先生的行政法。他把日本人的著作一字不改地抄了过来，讲义里有“北海道厅”，有“台湾总督府”，有“递信省”，有“大藏省”，有“枢密院”，有“元帅府”。假如在今天仍提出这样的讲义来叫学生们笔记，那末包管早给学生们打破了脑壳。的确，当时的谭先生太不该了，他应当在“行政法”之上冠以“日本”二字才对啊。
但是上了半年的课，我对于这些法政功课也居然发生兴趣了，尤其是大胁氏的国家学和陈融氏的现行刑律。大胁氏对于教授很尽职。陈融氏之现行刑律讲义确是用了一番苦心编成的。此外的教授，尽是剽窃日本人的著述，拿来换银毫而已。
到了第二学期，即是可纪念的辛亥年春，在我们级中，又增加了统计学、监狱学、行政警察、司法警察、国际公法等科目，统计学由大胁氏担任。监狱学由廖维勋氏担任，在当时的广州，氏有唯一的监狱学专家之称，其余的功课仍然是由那些住日本不久的在私立大学专门部混了二三年就回来的留学生担任，把日本人的著作翻译过来，叫我们笔记而已。记得有一位骆鸿翔先生，他担任司法警察，是极和气的先生。不过他什么科学都可以教。他会教国际法，也会教刑法，他会教国法学，也会教民法。总之，凡是法政学科，他都能担任。所以学生们替他起了一个绰名，——洛士利杂货洋行。
这些学科对于我的影响，非常之大。读者试想想，在当时的我，是一个初中程度尚未完备的，仅满十七岁的青年，而跟着那班老童、老秀才、老廪生们在这间特别的学堂里习法政科学，目的为什么呢？想毕业后，在警界上谋一官半职而已。预算我二十岁，便可以来当一名维持社会安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警官。其实同级之中尚有比我更年轻的，才从高小毕业出来获奖了廪生的十五六岁的童年。
“二十岁成年了。该出来独立求活了。”
这是在当时的一般的思想。过了二十岁仍要靠父亲吃饭觉得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我有时也碰着去年同考测量学校的朋友。他们都兴高采烈有官费可靠，无须再累家中的老父了。回顾一下自己，每月仍须父亲把他的汗血的一部分寄来给我，在省城鬼混，——进这样徒有形式、内容腐败的学校，而对于在故乡的老父，还常常唱高调，且扯谎，每一反省，心里便有说不出来的难过。
因有上述的情形，我求出路的心非常之急，巴不得把三年并作一年，快点毕业。按学校的章程，每级成绩在前五名毕业的，可以入巡警道署当随习科员，每月支薪壹百贰拾毫（即小洋十二元）。十二元，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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