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在当时的我们，是莫大的薪额啊。因为有这点希望，我对于校课颇为留心。不过望了望全级的同学，觉得他们个个都是可怕的劲敌，欲在八十人的同学中，竞争第五名以上的成绩，恐怕不容易呢。
一面求学，一面在思索毕业后要怎样地去活动。故在那时代只十七八岁的我，在精神上竟像三十岁前后的人了。
因为不能久等清华的复试，我才决意投考高警。当时父亲尚未十分表示肯定，只是说，考上了时，再看。但进校之后，父亲在家中又对人说，高警如何好如何好了。想到父亲的这点苦心至今犹会使人垂泪。父亲也很心急，希望我能早日出社会来服务，藉所得的报酬来帮他整理家事。他称赞进高警之适当。因高警有三个条件合了他的意。第一是性质和法政专门部相似，不是普通的教练所那样简单，低级；第二是期限只需三年，而不收学费；第三是毕业后尚有“赐同七品小京官出身”的名誉。由今日的眼光看来，父亲的思想确也有点腐败。但他是那时代的秀才，对于功名还是表示崇仰，并且住在乡间，很难和革命的思潮接触。他只骂西太后不肯变法，不准立宪为失策。父亲似乎赞成效法日本行君主立宪。不过他又秘密地为我们讲释过邹容的《革命军》。对于“枪指吾胸，刀加吾颈，吾敢曰满人之虐待我”，亦曾拍桌对邹容致敬。这是表明在封建崩溃期中，智识阶级（intelligentsia）的徘徊，而没有一定的见解，同时因敷衍生活而斩伤了进取的勇气。
同级的同学有些怎样的人物？在这里也不妨分析一下吧。
满州旗人…………………5％
候备佬子弟………………10％
高小毕业…………………50％
老童生……………………20％
廪秀班……………………5％
其他………………………10％
我是属于最后一项，举凡从中学或其他学校退学出来的，及各地教练所的毕业生，亦归入此类中。
最初，我当这些同学，在竞争试验上，一定是我的劲敌，最少，他们的国文程度一定比我高，而法政各学科正是需要国文为补助的。故我心里虽然想和他们竞争第五名以上的成绩，但总有点胆怯。
第一学期的成绩发表了。我的成绩列第十名，平均点数尚未满八十分，这使我心里有些郁郁不乐。又看见考第一名的陈君，是比我小一岁的高小毕业生。我便想那些年纪比我大的廪秀们压在我的头上还可恕。给这些小孩子们考在我的前面，却有点不好意思。读者诸君试想想，我在当时的头脑是如何的顽固啊。那时候，我若能作上表的统计，就不难决定高小毕业生才是最新进的英俊，也是在我们级中占最多数的份子。我自己呢，是准高小毕业生，只差没有得廪、增、附的奖励而已。
我有一个从堂兄也同我一路进了这个高警学堂，他是从中学官立中途退学出来的。有一天，快要到第二天学期试验的一天，他对我说：
“那个考第一名的陈君太傲慢了！只会暗诵讲义，有什么了不起？这趟，你努力一下，把他拖了下来吧！”
陈君本是一位很沉静老成的青年。平心而论，我的气质实在比他浮躁。对于校课我只闹才子脾气，不甚注意，而陈君之天资精力均不错，且很努力，当然由他独占鳌头。
“欲由第十名一跃而占第一名，不容易吧。”
我无论如何没有自信，只笑着摇头。
“一点不难。你的国、英、算三门都比他好。跳上去吧。”
他在我的屁股上拍了一下，这才岂有此理。
我虽不表示我愿意去和陈君竞争第一名，但我暗暗地进行我的工作了。在暑期前二星期，我努力去熟读那些现行刑律、大清会典等。“熟极生巧”，这句话真是不错。我在这时候才会悟这些法政科学亦是具有科学性的。国家学和宪法有许多相通之点，刑法和现行刑律差不多是大同小异。而行政法和大清会典是可以互相比较参照的。不过前者是日本的行政法，而后者是清朝的行政法而已。一经触悟，自己便产生出批判力来了。我打倒了陈君，夺得了锦标，不是在熟读讲义，而是在我的幼稚的，——其实是大胆的批判力，并且在答案之后，还附加些老古词藻上去，作余波的唱叹。教授们便给我的文章笼络住了。
一直到我出国为止，我都占住了我的级首席，而陈君也扎住了他的副首席。级中再无人能夺他的第二名的荣冠了。
从那时起，我便目空一世，看不起同级的同学了。后来细心地观察他们的行动和气质，才知道他们尽是好人，——无邪的青年，只是染有一点少爷公子的习气，不能刻苦用功而已。但是，不问他们是满人，或候补老爷的少爷，尽是可爱的青年。
我不相信只有这些功课便达到了法政科学的大成，而在这级里考第一名便尽了天下的能事。我想，最少，我习这些功课要赶上那些教授们。最初，我决意学习法律，特别是刑法，准备当刑名师爷或律师。我对民法，亦感着兴趣。
“毕业后出社会上做两三年事，弄些钱后，就到日本去，把招牌加漆一下，漆得光亮亮地回来，这学堂和法政学堂的教授也有我的份儿了吧。”
我对于教授们的生活也相当地羡慕。毫不费力地每星期上十余点钟的课，每月便可以拿二百元以上的月薪。我想天下那有这样好的职业呢？
在辛亥年的上半年，发生了两件值得我们注目的革命事件。第一是温生才之暗杀孚琦；第二是三月廿九日党人之进攻督署。
封建社会正是在这时候开始崩溃。一般对于科名大都失了信仰。在省会的重要官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由捐纳出身的人们充任。他们对于那一班候补的名流，——进士出身的榜下知县，——还得敷衍敷衍。故当局叫他们来办学，或当校长，或任教授。这些科举出身的师长，当然常以名器鼓励学生，而学生的大部分亦是为日后得奖副榜或举人而来的。当然也有一部分的教授和学生是受了民族革命洗礼的同盟会会员。但在袁树勋时代他们的行动是十分秘密的。
高警学堂里面的人物现象却和其他的学堂相反。监督（校长）是一位日本留学生，由捐纳出身的候补知县。最多他的科名只是一个秀才吧。所以重科名的学生，不能以戴这个校长为满意。但他是袁树勋的私人，却以日本留学生的资格做了高警的校长。教授之中，也很少举人以上的人物，尽都是留日的速成学生。在学生方面或许有一二个和同盟会发生了关系的人，但大多数只是想毕了业后出去当警官。还有许多功名热的学生，因毕业后没有功名的奖励，竟主张派代表进京，要求民政部，准我们高警学生要和法政的专门部（三年毕业的特别科）受同样的待遇，奖以副榜出身。
有人说，在各校的满人学生便是统治阶级的侦探，看见有革命嫌疑的，便向当局告密。我们听见，有些害怕起来，在教室里，对于说话也谨慎起来了。可惜行刺孚琦代理将军的温生才，是嘉应州人。一般便说，嘉应州产出最多的革命党。我们级里有一个姓门名安藻的同学是旗下人，并不是侦探。不过他有偏见，似乎有些恨嘉应州人。有一天，他在黑板上大书特书地写了一行字：
“嘉应子的心又硬又黑！”
广州人叫梅子做嘉应子。他所谓心，是指核的意思。我看见了，只是笑了一笑。但是姓门的这种态度，——侮辱嘉应州人的态度，却激怒隔邻教室的两个嘉应州籍的学生。他们走过来，一面责备我没有血性，一面捉着姓门的手，要他同到学监处去理论，并拉我一同去作证人。
“我是说好吃的嘉应子呢。”
姓门的看见嘉应州的学生声势汹汹的，也有点害怕了，只是这样无邪地抵赖。我们疑他是侦探完全是冤枉了好人。虽然说是由于清廷的昏愦，没有注意到用侦犬的政策，但对于没有革命行动的党人，似乎是取宽大的政策。因为那些当局仍然是相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教训。不幸的是内部完全腐化了，纵令取如何的宽大政策，也无法挽救大局了。
在增祺代理总督的期内，不特别制设什么紧急条令去压抑党人，所以在省垣也平静无事。自庚戌年冬张鸣岐来署理两广总督后，对于镇压革命的方法特别严厉，搜查党人的事实也时有所闻了。压力愈大，革命的风潮亦愈高。剿除得愈猛烈，党人的数也愈增加，温生才之行刺孚琦，三月廿九黄花岗之役，及陈敬岳等之炸李准，都是在张鸣岐任内发生的事。张鸣岐来广州后之作威作福，完全是欲牺牲多数有觉悟的青年，以向清廷献媚，要功，同时表他镇压革命的手腕之高明。
孚琦之死，及三月廿九日之役以后的张鸣岐，按例是应该革职查办的了。但是，清廷却加实了他的职守，改“署理”为“实任”了。由此可以知道清廷在那时之无力了。
三月廿九日的革命失败后，大多数的学生以为从兹又可以长享太平，继续他们的学业。当然我也是其中的浑浑噩噩的一个。
但是到了下学期，革命的风声更加急迫了。在凤山被炸以前，便听见在白鹅潭泊着有许多外国的兵船，列强不日就要瓜分中国了。为什么要瓜分中国？因为清廷政治太腐败了。要怎样才可以挽救危亡？当然是要从速革命，要求那些贵族把政权归还给我们平民！于是像我一类的浑浑噩噩的学生也渐次知道革命的需要了。不过怕危险，不敢去参加实际的工作，而只是希望革命成功而已。到革命成功之后，可以来帮忙一份的工作。大多数的人皆如此，独能怪我么？到后来，我的希望终于达成了。即以胡汉民为都督，以钟荣光为教育司的革命政府，送了我们一批新人才到日本去留学。
革命党人之炸凤山，那是在九月里的一天。早晨，我们正在上英文课（由八点至九点之第一课）。炸弹爆发时，我们的教室亦震动得很厉害，像地震一样。随后又听见几十响的枪声。我们都惊骇起来，特别是教职员们，个个都几乎吓得至面无人色。我们便停了课，全校都浮动起来。还是我们的英文教员（福州闽候人）胆大些，极力劝告我们要镇静。不一刻，号房来报告，炸弹是炸新任的将军凤山的，地点在大南门外太平沙。现在全城的商店都关了门，恐怕官兵和革命党冲突起来，发生巷战。请诸位先生暂时莫出去，等过一下再看外面的情形吧。
自此以后，省城无日不在风声鹤唳之中。今天说，革命党于一二日内，就要暴动了，明天又说，张鸣岐早有准备，实行屠杀。城内的商业就因此忽然萧条起来。吃过晚饭七八点钟的时分，在街路上便冷落得没有几个行人。
我访了几个同学，都遇不着。问公寓的老板或看祠堂的人，（当时学生不是住公寓便是租住祠堂，）才知道他们有的回乡里去了，有的搬到城外去住了。这些消息更加使我发生了恐慌。
武昌起义的消息也传到了羊城。住在城里的人们，更加惴惴然地不安。出城入城也须要搜身了。我和两个堂兄弟决意搬到靖海门外的嘉属会馆去住。幸喜学堂当局发给了证明书给我们，证明我们是该学堂的学员，并非革命党。所以我带着一个被包、一只箱子便安然无事地出了城。
又过了两天，听说各学堂所发的证明书也不发生效力了。因为发觉了几个革命青年都持有学堂证明书。这证明不是革命党伪造的证明书，便是学生们和革命党有联络。
在这时候，风声更紧。但我仍然从城外走向城里去上课。我穿的是高警制服，戴的是高警制帽，后头部依然垂着辫子。这个怪样子到现在回忆起来，自己也还要失笑。
那个同级的堂兄弟骂我是“板獭”（蠢才之意），并且恐吓我，万一有事变，围在城里就糟糕了。我听见果然担心了。并且看见上课的同学实在是寥寥无几。但是教务长谭先生仍是在天天出布告教打安神针。他布告着说，能不请假者，到学期终，记大功一次。
有一天，我仍然走向五仙门来，看见城门关起来了，只留一道可以通行人的空隙，让人出进，并且是出城的多而进城的少。从城里出来的人大多数都挟有包袱，像逃亡的一样。
我看见这样的情形，知道形势十分严重了，忙折回头。第二天我也跟着几个同寓的人躲到香港去了。现在想来这是多此一举的。因为在当时，我们是久享太平的百姓，不单没有听炮声的经验，而对于战争的想象也非常地错误，小的时候常听祖父母说长毛的故事。他们都说长毛乱杀人。但他们并没有目击过长毛杀人。我们在这时候，也只当是天下将大乱了，不问是官兵或是革命党，开战之后，我们一定遭殃吧。故当时逃奔香港的非常之多。
在香港住了一个多星期，才听见省垣安然无事地反正了。
初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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