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高警时的校长姓方名表,湖南人,在三月廿九以后,便辞了职。他是否同盟会中人,不得而知。不过,在三月廿九日以后,广州有一家的报纸嘲笑他怕死,把家眷预先迁入沙面租界里。由这点推测,他或许和革命党人有什么联络也难说。还有一位教授英文和算术的教员罗刚,字君毅,听他平日的口气,似是一个革命的青年,也于三月廿九日之后辞职走了。我们是很思念这位教员的。他还在校的时候,不赞成我进这个腐败的学校。他说,我对于英文、数学都学得来,何不到上海去进中国公学。假如我有意时他可以为我写介绍信。我问他,中国公学每年需要多少用费,他说,有二百元的大洋就够了。我便告诉他,我没有这个力量。他只叹了口气,说可惜了,并劝我要努力于英文并继续习代数和几何学。他告诉了我许多求学的方法。态度也很诚恳。故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有先见之明。在那时代,他决定了我的头脑是理科的。
他走了后,英文由一个福建闽侯人,香港皇仁书院毕业生代授。他还兼任广九铁路工程处的翻译。这位林(?)先生检查了我的英文程度后,也表示不赞成我以十七八岁的青年而进这间无生气的官僚的学校。他劝我到香港进皇仁书院专攻英文。但也是用费太贵了。我告诉了他我的家计不容许我进那家英文专校。
“每年有一百五六十元就够了。毕业出来,在洋人处办事,比当小巡官好呢。”
林先生的意识虽然是买办阶级的。但他完全是为我设想。根据他的经验而诚挚地为我指示出路。他的用心是至可感的啊。
接教罗先生的算术的是在高工预科数学教员卢先生,亦是一个很慈和的好先生。他接着教授我们的四则和比例。
“一定要照这样计法。要是这样,就不得了啊!”
这是他在讲坛上惯说的一本调子。他瘦得像吃鸦片的人,并且穿得十分俭朴,故外观不甚好看。他看了我的答案后,便说:
“你该进工业学校呢。因为你的算法甚熟。”
方表校长走后,巡警道派了他的第一科长黄伯樵(伯樵是他的别字,他的名叫什么荣)来当校长。他好像是一名举人,为人也非常和气。他不常来校,只是挂挂名而已。但不久,他又去职了。巡警道改委了王广龄来做监督。王广龄是比较有才干的人。在由帝制转变至共和的过渡期中,学校是由王先生负责。
我从香港回来后,第二天便到学校里来,果然学校当局也在出布告,要学生回堂上课。学校当局大概是一面实行上课,一面向新政府接头。有人说王监督是属保皇党,恐怕迟早要撤换的。我个人是不管那些,因为闲着无事,便每天从城外跑来上课了。不过,看见学校的情形大非昔比了,也不免发生了许多伤感。现行刑律和大清会典当然要废讲了。其他好点的教授多不来上课了。每天至少有三四个教员请假,上一课便玩一堂,而来上课的又是像谭教务长那类的教员。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因是对于学业的前途也感着幻灭,同时即是对于革命,感着失望。
城里的秩序逐渐恢复了。我们又从城外搬回城里来。听说新校长发表了,姓韦名荣熙,是由革命政府警察厅长陈景华委派的。他们把“高等巡警学堂”改为“高等警察学校”了。我在当时的感想是,“警察”二字确比“巡警”二字好,但是以“学校”代替“学堂”,似乎不甚冠冕了。
韦校长还很年轻,至多不到三十岁,他在外观上不甚庄严。他初就职召集我们训话时,也格格地说不出什么话来。所以同级的一位廪生看见了他后,回来频频地对我叹气。
“愈弄愈糟了。你看那些青头仔肚子里有半点墨汁么?我差不多可以做他们的父亲呢!革命革什么屁!”
这位廪生叹够了气,发够了牢骚,便倒卧在床里了。
的确,新的人物大都比旧的人物骨头轻。纵令他们有高深的新学问,但总赶不上旧时的科名出身的监督教授们态度沉着,言行稳重。
但是,新校长的尚武精神确实令人佩服。他和他带来的一班朋友,不是穿反领西装便穿武装,决没有拖着长衫马褂的。
我是最守规则、最重纪律的学生,对于新来的学校当局便表示不抵抗了。由韦校长新聘的教员中,有好的,也有坏的。我们以为谭教务长的位置这趟必定要掉了。但他竟那样的神通广大,依然无恙。
我们又把辛亥年下学期匆匆地读满了。学校当局说,从今后,校历改用阳历了。我当下想尽改就算了,何必如此大惊小怪。改用阳历的结果,第一学期试验提前在阳历十二月杪举下,第二旧历新年不准放假。前者的变更于我无大关系。后者的变更,却妨害了我的归省。那年冬是光复的一年,我更想回家去看一看。于是我便请了假回梅县去。
在家里刚过新年,就听见省城发生了战乱。民军与民军间的矛盾日见尖锐化的消息,居然传到梅县来了。但我因为假期满了,只向父亲要了十余元,急急地赶出省城来上课。
在教务处销了假,走向课堂里来时,看见上课的还是寥寥无几。我看见又有些失悔不该来得太早了。并且外面的谣言的确不好。有的说陆兰清和陈炯明要冲突了。有的说王和顺要和陈炯明决胜负了。
这次,我困在城里听了两日三夜的枪炮声。最初很害怕,到后来一点也不惊恐了。这是我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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