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知道战争是怎样的一回事。
在辛亥年冬有一位同学来约我到他的父亲营部去当一名连长，——前翼中队长。他本人是当军医。——他只是高小毕业，略识初步的化学，便敢挂名军医。——我听见当连长，便战战兢兢地不敢答应。在他们的意思，只是想找一个略知教练的人来充当连长。但找了许久都找不着。因为想当连长的不一定懂教练，而懂教练的却不愿意当连长。在那时代，人才是何等的难觅啊。那位同学又说，他们是准备应援姚雨平北伐的。听见要出发，我更加害怕了。到后来，我荐了一个朋友去代了我的连长的位置。
同级的王廪生，丰顺人，在同级中他算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确是一个好人，有名士风，在级中落落寡合。他也只和我一个人说得来。以外的同学都不在他的眼中。他对于光复后的警校深感不满。的确，在形式上虽改新了些，但在实质上仍然是非常腐败。从前的好教员都辞了职，而换了一批根底粗浅的教授来教课。比较能使我们满意的，只是陈日平氏的统计学。他的国学虽浅，但他的科学尚可以使我们佩服。至于其他的年轻教授，编起讲义来，文章是支离灭裂，讲起理论来，又漫无系统，使我们未能相信他们真有彻底的研究。并且在那时代，国学程度稍浅，便会给学生看不起的。特别是王廪生，每谈到从前的教授，便有些似白头宫女回味当年的情景，虽未歔欷流涕，但也为之太息不止。他以为高警自光复后，总不及从前庄严神圣了。他所最讨厌的是那几位年岁不满三十的哥儿教授之横行阔步。我“怀忆从前”的程度虽不及王廪生之深，但也觉得高警不如旧日之足怀恋了。其实我是有些想乘革命的机会，出社会去投投机。找着了一个相当的职业时，便从高警退学也无足惜。但是最好是能够一面工作，一面上课。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王廪生。在那时，也确是只有他（是）可以和我商量的朋友。
“人事变幻无常。你找着了的职业，知道什么时候会掉？没有一块敲门砖，——一个资格，——是不容易在社会上做事的，……一面工作，一面上课么？何苦呢？恐怕也办不到吧。你每天要告假了。那你不单保不住首名，恐怕学校也不答应。……”
王廪生确是比我老练，他所说的也是经验之谈。其实找职业的事，在那时候，我一点把握也没有。但自反正以来，级中的同学走了不少了。有的当排长北伐去了，有的当营书记去了。有的在某机关当司书了。有的又在某学校当庶务了。同级的堂兄弟也跟了一个小同乡当一名营书记北伐去了，气得他的举人父亲怒骂他做叛贼，他说：
“父为清臣，子为叛贼。”这是如何的反动的思想。
父子的冲突是在社会转变期中至寻常的现象。在二十年前已经见着了。德国表现主义作家们所描写的，由我们看来并不算希奇。但是儿子成功了。他从北伐归来，有了数千元和数担白皮箱，父亲也便恕宥了他的叛逆的罪过。
我想，同学们都在活跃。这一个说进行什么职位，那一个又说在运动某要人，甚至于有想猎取县长的。自己何以这样无能，这样的不活动？我也试去访问过几位新在教育界做小官的朋友，但他们的态度都变了，非常倨傲的，使我不敢把来意说出口了。也有几个态度圆熟一点的人便以教训的口吻来劝我，岁数尚小，当努力求学。这话是不错的。我在辛亥年冬，才满十八周年呢。嗣后，我便不再作何种野心了，决意在高警毕了业再说。
我在那时候，学识欲非常高炽，精神体力也极强健。可惜没有许多书给我读。我觉得那些法政讲义只是贫弱的食物，不足于厌我的饥肠。我听了一个友人的劝告，除多读古文之外，便学习公牍。一部分的余剩的精神则消耗于稗史小说方面了。我从小就爱读小说。旧小说差不多都翻完了。在辛亥革命前后，我对文艺的鉴赏力也进步了一点，鉴赏的对象由石印的《红楼梦》、《品花宝鉴》、《花月痕》等改变为《茶花女史遗事》、《迦茵小传》，及《东方杂志》上的《碎琴楼》了。我觉得兴业何诹的《碎琴楼》，实可以和日本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并称，并且同是用新体文言写成的。
那个要我到他父亲的营部当连长的同学王君，定购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我看见，很觉羡慕，向他借阅。他慨然地答应了。我拿回来，便无日无夜地在读。当时学校的功课实在清闲。我的黄金似的光阴和精力，就这样地浪费了。假如在那时代若有像日本的高等学校（大学预科）或德国的Gymnasium来容纳我时，我的学问和体格，当能得到更好的锻炼吧。
壬子年，才上课不久，转眼又夏始春余了，气候在岭南开始了它的炎热，所谓新纪元的民国元年又快过了四分之一了，广东的政局也比较安定了。当局遂有为新国家造就人才的表示，即是决定选考东西洋留学生。招考的章程发表了后，便有不少的青年群集到省城来。
这次的招考分两个机关主持，由都督府主持的是以有功民国为主要条件。这明白是革命要人们的从属太多，无法安插，只好开辟了这一“遣派出洋留学”的新路。由教育司主持的是纯粹的普通科学的考试。有人说，钟荣光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多录取他所主持的岭南大学生，不幸的是，有许多美国留学生特事老远地由西半球赶回来夺取官费的。这是钟荣光没有预想到的。
我在都督府是报考西洋，用张伟民的名字，其实，我对于革命那里有什么功呢？我只捏造了些事实，说我在潮汕光复时，跟着张醁村尽过义务，投过炸弹。都督府的填册处只有几本册簿，一任来填册的人乱涂乱写。填了姓名，籍贯，年龄，及祖宗三代之后，便略叙有功民国的经过，无需相片，也无需报名费，手续竟是那样的简陋。由这些事实就不难推知在未考试以前，当局早已经把应派出洋留学的人们决定了。
高警的英文教员，福建林先生，不知何故在这学期只上了一星期的课，便不见踪影了。韦校长为我们请了一位了不起的英文专家，即是他的族叔，韦霞城。据说，这位先生在伦敦住了二十余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法律科，也曾在该国当过律师。以中国人在英国当律师，还怕英国话说得不好吗！要他来担任我这一级的英文，完全是割鸡用牛刀了。我们这级的英文程度，平均而论，只是和现下的小学五六年级的相当而已。我是在矮子阵中比高，英文程度稍好了一点。因为我总算念过了四年的英文。这位韦霞城也劝我不要再顿在这间老朽的高警学校，怂恿我去报考留学。
“报考西洋，怕你的英文程度不够，因一切科学全要用英文作答案。你试去报考东洋吧。考日本留学的也要试验英文。日本文反为是随意科。”
给他一鼓励，我心里有些活动了。然而一想着自己的普通科学之浅陋，又未免要垂头丧气。我平素，虽在年轻的时候，并不敢自夸，也极不愿意听他人说自夸的话。这大概是教会教育的长处。我在广益学校，从入校时起，至毕业时止，都是以第一名通过去。在警校从第二学期起，也占住首席。我虽然只是十八岁，但还是常低着头走路，低着头温习讲义。这样的年轻，何以竟颓萎到这个样子！无他，这完全是经济的压迫和生理上起了大变化的结果。好奇心驱使着我会跟那些朋友到河南尾，陈塘南，及东堤一带去看堂子班了。
现在我要自夸一句了。我几次都能悬崖勒马没有堕落下去。同时在学问上也是一样。我知识欲很强，也努力读书。不幸的是因境遇所迫，失掉了学习普通科学的权利。回想起来我当时是何等可怜的一个学生啊！想进五年的完全中学的余裕都没有啊！因为要报考留学，便想到自己的普通科学程度的残缺，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终于流了几滴眼泪。
再翻招考留学生的章程来一看，不是明白地写着必须受验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代数、几何等科学么？并且附加着说，报考文法科的须加试法制、经济，报考理工科的须加试图画、三角。我当报考文法科。我对于法律虽觉其无问题，但是对经济学仍然是门外汉。故我最感困难的是几何和经济学两科。
知道了单报考留学日本的竟达千人以上，而自己的普通科学又这样的浅陋，故欲报名而中止者数次，我当时，真有些怕徒自找苦吃，也有些爱惜那毫洋两元的填册费。
此外尚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即当填册时，不单要四寸半身相片，并且要呈验中学及与之相当的学校的毕业文凭。我只有广益学堂的毕业文凭。虽然没有写明是小学程度，但也未写明是中学程度。我担心这张文凭拿出去立即会发生问题，连填册都不许可了呢。
我也预早写信去告诉了父亲，想拿广益学堂的文凭去混考一下留学。信寄出去后，我想父亲是一定极端赞成我之有这种进取心的。但是父亲的回信，使我失望了。他也和我一样预料着了上述的种种的困难，叫我还是安分一点，把高警读卒了业算了，不要白花了填册费。在父亲的见解，断定我是100％无考上留学的可能。读至父亲说莫白花了填册费一节，我有些气愤起来，对父亲的吝啬抱了点反感了。但读至后面，父亲说“汝如有兴会，又不怕辛苦，就去试试也可以”，自己又稍觉宽慰了。
但我仍然是怕徒劳无效，踌躇不决。为要准备代数与几何，我走去访问卢先生，欲向他借数学书。
“对啰！你这样年纪轻轻，从高警毕业出来，有什么用处？你该早些去填册。”
我的刚低落下去了的勇气又给这位数学先生激励起来了。有一次到卢先生家中去，恰好碰着国文教员何子贞先生也在那边。他一看见我便称赞我的国文成绩好。他说，一阅我的作文卷，就知道我不是从新学堂出身的，一定是特别专攻过国学来的，我告诉他，我只从父亲念过《左传》、《国语》、《战国策》及唐宋八大家而已。他更加称赞。后来他听见我想报考日本留学，亦极力地激励我要去填册，莫错过了机会，两位先生同时称赞我是一个自爱的小孩子。
受了韦、卢、何三先生的鼓励，我决意报考了。但对于同学则极力守着秘密，不过后来在考试的那几天，我向学校请了假，同学立即知道我是投考留学去了。
我的文凭果然发生了问题。那个主管填册的人看见这张粗陋的，即非小学，又非中学的文凭，踌躇了许久，不敢填发收据给我。等了一刻，他说，要拿进去问过教育司，幸得钟荣光是一个十分平民化的人，没有半点官僚习气，所以这个填册主管人可以把文凭直接送给他看。若是在前清那就糟了，到处的机关，都使出下级小吏来打官话，那末，我的文凭早给填册主管人掷向纸屑篓里去了吧。
填册主管人过了一会，手中拿着我的文凭，脸上浮着微笑，慢慢走出来了。自他进去以后，我的胸口就跳个不住，而背上也发了一阵冷汗又发一阵冷汗。此刻看见他脸上的微笑，便起了一阵的推测。他在暗笑我的文凭不值钱么？他是为我的文凭可以适用而替我庆幸么？
“dim（怎样）？”我问他。
“得啰。”他填了一张文凭收据和填册费收据给我了。
“已经报了名，要准备功课了，上帝要保佑我一战成功，使我无负诸先生的期望，也免得同学在失败后来嘲笑我，而我也可以由此一捷，从经济的逼迫之下解放出来。”
我从教育司署出来，在途中觉得头脑有点发热，只顾胡思乱想。
“考上了日本留学，有港币百元的治装费，到日本后，每月又有日金三十七元半的官费可领。……”
想到这里，真是心花怒开。
“我不再写信回家去了，要等到留学考试的结果发表以后，——不论成功失败。——领得一百元港币的治装费，要买些什么呢？硬化得像门板一样的棉被，实在失掉了防寒的性质，到香港去时，须得买一件红毛毡了。去年冬实在冻得人害怕了。同学们十中七八有手表，自己也非买一个手表不可了。还要买些什么呢？好一点的帆布学生装。不要再穿白竹布的制服了。还有黄皮鞋，也得买一双。此外，……此外，……最好有余裕时，再买一副墨晶金丝眼镜，装束起来，同学中那一个赶得上我漂亮呢？……
走到祠堂门前来时，才像从梦中惊醒过来。我还欠包饭的二伯母的债，积至一百二十毫以上了。单就这部分的亏欠来说，对于留学考试，实在有济河焚舟的必要。不然，对家中的父亲，真是报销不出了。
“港币一百元！天鹅肉，自己在做梦！”
我登时像完全失掉了水分的植物，萎缩起来了，我想，假如考不上留学日本，今年暑假决意不回家了。否则无法可以弥缝这笔亏欠。让父亲的盘川寄来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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