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泊上海时，许多朋友都上岸去玩。我非常的胆小，并且身边没有上海通用的银钱了。所以只在码头附近，站在百老汇路的铺道上，望了一望，便回船上来。
他们上岸去顽（玩）的大部分是有朋友亲戚可访，一小部分是去听大戏的。在三等的餐室里，从前是二三十个人相聚着吃饭，异常热闹。但在碇泊上海时，只剩三五个人在船上，我便感着一种寂寞，同时也觉得上海的天气已经有秋意了，而自己的身边穿着盛夏的服装，——学生装。那些上岸去的朋友们不都是穿上了秋季的反领西装么？我除在双门底詹同文照相时，借穿过友人的反领西装外，从没有结过领带的经验。
“他们结领带的工夫真巧妙极了。他们穿起西装来比老汲还漂亮。”
看着同舱室的朋友对着镜结领带，穿西装，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羡慕，我不禁回想起广益学堂的校长汲牧师来了。
“到了日本领了官费，我也得制一套西装来穿穿啊！”
我此时觉得治装费仅港币一百元，实在太少了。自己身上只存日金二十元，假如今后的官费不可靠时，我不是要流落在日本么？于是我又觉此行实在太冒险了。
卅一早黎明，法国邮船又在上海起锚了。这趟才真正是离开故国，渡黄海，渡日本海到三岛去啊！那天晚上，风浪非常险恶。同伴中，十之八九都晕船了。因为船客个个都吐呕得厉害，舱里就臭得像一口大粪缸了。大众都到甲板上来睡觉。在“冲积期化石”里面有一段是描写这时候的情况，我也不再重复地写了。总之，我是初次经验十多天的海上生活，当时觉得有无穷的趣味。法国邮船三等舱的西餐，虽不算怎样好，但比霞飞路一带的俄国大菜却好得多了。我想能够长期吃这样的大餐过去，就永远不到日本去也算了。一句话，我当时的感情是像一个茶房，陡然升任为厅长般的那样愉快了。
八月一日的风浪比昨夜更加凶暴了。有些胃弱的先生们，躺在甲板上，真像是死人一样了。叫了船医来，他们还要问是不是因为少吃了两顿西餐，便病倒了，他们真的把医生逗笑了。
我们到了神户。因为我们所乘的不是日本船，港医处有些故意地严行检验。他不许我们上岸，理由，是上海发生了虎列拉流行病，这种病有七天的潜伏期。从离上海之日起计，现在还没满七天所以难保无病人在这船里面。那些穿着黑色制服的医生们，又在船内大加消毒，洒了不少的石灰水。特别是对于我们的三等舱，骚扰得很厉害。我视为天堂的，而他们竟当它毒菌培养室。嗟乎！
但是我看那些日本医生，脸色非常苍黑，牙粪也没有刷干净，都抬起双肩，装模作样地左一扭右一扭走上来，作威作福。我想，他们也有医生的资格来这船上执行卫生事宜么？
“你们还是把牙粪刷干净了后再来说话吧！”
我当下这样想。但法国的船长，——胖得像一只大啤酒桶的船长，竟在二等餐室中招待他们吃大餐，对日本小鬼尽情的巴结。
“日本的外表也不过如是如是，还赶不上我们。他们有什么强处呢？”
我当下问了那个陈领袖。但大家谈论的结果是，日本虽然穷，但他们有海军，陆军，和努力研究的学者，所以比我们强！
那些医生喝够了萄葡酒，吃饱了大餐，便向法国船长宣告，到横滨时，如果不发现虎列拉的病人，就可以自由上岸了！
九月四日早九点，我们到了横滨。留日中国青年会派了代表来招呼我们登岸。好奇心逼得我很焦急地想快些上去，观光观光这个新进国是怎样的景象。但是，税关上的人把我们留住了。等大家的行李检查完了时，已经十一点多钟了。我们像羊群一样，给青年会的代表领导着，走到火车站来。站名樱木町。
我们里面有些是穿学生服的，有些是穿反领西装的，服装并非不好，但款式和日本人的不同，似乎是狭窄了一点，把各人的身体捆得紧紧的，不甚大方。由日本人的眼睛看来，当然会表示惊异。在我们走过去的地方，都有日本人立住足看。但我们还是很得意地大踏步，不睬那些东洋鬼。
我们购买二等车票。二等车不比三等车混杂。问了一下车价，只二三角钱。我想这真便宜。二等车里的座席是敷着绿色天鹅绒的梭化，不单好看，坐下去也非常的舒适。
望望车外，大部分是用铅皮盖屋顶小房屋，再过一会，便是东一所西一所的高低不一的木造房子。火车似乎是在乡间驰走了。左侧右面有矮山有田园有小木屋，有神社，风景十分幽雅。但是看不出一点伟大的东西来。自明治维新以来，近五十年了，他们的建设，只是如是如是么？
我在那时候，总存着一种偏见，即是觉得日本的人物及事业尽都是小小巧巧的，虽然精致，但值不得我的崇拜。
“我是从有长江大河的大中华来的人物啊！”
我坐在车中，暗暗地唱起“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的歌儿来了。
当时对于日本的批评，确是我的皮毛之见，即刚入日本的国门，对日本便下了这样的肤浅的批评，真是太荒谬了。
但是坐在火车中，所望见的日本的一切，只有使我失望。我想，我国现在革命成功了，当局如能开诚布公，极力去改革建设，那还怕赶不上日本么？我当时对于广东的新政府是十分信仰，希望胡汉民和陈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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